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国文学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对文学伦理的研究古已有之,但一直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三十年,国内文学界又掀起了一次关于文学与伦理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理论文章和著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我们需要展开文学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构建其学科体系,完善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在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等文学活动时,必须牢固掌握伦理学的知识谱系,加强文学与伦理学的联系;最后,文学伦理学与经济伦理、新闻伦理、环境伦理等应用伦理一样,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应用,应是一门对其他学科进行道德审视的科学.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呼唤崇高--21世纪文学精神的价值取向

崇高既是一种美学形态,又是文学追求的一种境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崇高"的美学意蕴在新时期文学中逐渐消隐了.消解崇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精神的萎顿.新时期文学崇高的消解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21世纪的文学精神应秉持崇高的品质,有作为的中国作家应树立政治良知,崇尚道德操守,肩负历史理性,在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塑造出崇高的文学艺术形象来.     

论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

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接近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她反对把道德从文学中剥离,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拥有健全的人格,在创作上尽量避免不道德的题材;相信文学是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贵在表现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从而具有“永久的兴味”;反感因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滥导致文学形式的失范,推崇在理性节制下所产生的文学的力量.从这种新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想出发,苏雪林对当时文坛的种种流弊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由于道德、人格等概念有太大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导致她在某些作家作品上的判断产生偏执.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民族危机下的道德言说——沦陷区文学伦理叙事探析

由于异族的入侵,沦陷区人民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沦陷区文学中的道德言说在复杂的形态下,显现出民族道德绵长的生命力.其中,"暴力"叙述风格表达出沦陷区作家心中的呼声,同时,沦陷区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言说与"乱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当局统治的不合理性,也表达了沦陷区人民对日伪统治的不满.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当代文学写作转型中的道德关怀

逐步确定个人性日常生活价值对群体性社会价值的优先性,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写作道德关怀的转型性特征.这也是一个去除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回到个人日常生活道德秩序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当代文学写作游离了传统道德精神.当代作家参与到当代道德话语建构的对话中,其前提是要保持自我立场,不为欲望化生活所吞没.因此,有必要强调作家在写作中的道德主体意识,强调作家在写作中和流行的个体价值展开对话.当代文学写作也可以由此寻求重建文学道德精神的进路.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左翼文学的构成要素与历史困境

左翼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批判性的文化品格和对抗性的政治立场、底层道德立场和大众政治想象、党派功利性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建构自觉等构成了左翼文学的精神要素,其间又存在着相互排斥、矛盾的因素和逻辑.左翼文学在后来的变异就是其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历史必然.     

道德文学的现实主义时代张力——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的价值体系

对于共和国文学格局而言,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因其独特的地缘风貌所生发的独有文学景观,在这一格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体现在地缘文学生态、柳青及前代作家和路遥等后代作家主流、多元与放阔的现实主义文学魅力的价值取向,与共和国文学进程核心价值体系相映成辉,构成了特定历史境域下道德文学的应有时代张力。     

忧世却不厌世——当代台湾香港现实主义文学论

本文在世界文学格局中 ,探寻了当代台、港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 ,台湾现实主义文学与香港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并深入论述了当代台港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及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     

沙汀讽刺小说中道德距离的展示与控制

讽刺文学是一种道德距离的展示,也是带有浓厚的道德惩罚意味的文学样式.但是如果道德距离过大必然会损害被讽刺对象的真实感,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也会缺乏沟通交流的可能性,被批判者会完全成为污名化叙事的对象.沙汀的讽刺小说也存在“污名化”的叙事特点,但是沙汀试图控制其讽刺小说中的道德距离,并尝试构建一种带有主体间性的讽刺小说.     

论李德懋文学的特征

李德懋文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学表现的真实性 ,二是文学意识的中和性 ,三是文学主体的道德性。李德懋正是以其真诚、儒雅、辩证的文学姿态 ,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