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界分视角探究法源条款中商事习惯的应有之义

“事实习惯不等同于习惯法”是引发本文问题之嚆矢,从事实（商事）习惯与（商事）习惯法二元界分视角进行解读,将得出两种对于“商事习惯”的意解,继而导致商事习惯在司法适用中的定位分歧,即该多元义理触发了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第10条作为我国的法源条款,是习惯参与法律适用的初始条款,其义理解读对于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法源属性、比较视角、条款规则分析、作用对象确认,此处习惯具有法之确信,故应取“习惯法”之义。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第10条中习惯范畴应包含民事习惯与商事习惯双重内涵,法源条款中商事习惯义理应为在适用主体、主观目的、客观行为、适用领域方面与民事习惯形成差异的商事习惯法。     

论民俗习惯之民商法法源地位

从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渊源的角度,民俗习惯可以定位为一种民商法法源.因社会变迁以及地域差异而出现法律漏洞时,民俗习惯具有补充强制法以维护正常秩序之功能,这是其作为法源的主要法理依据.民俗习惯作为法源的效力依据,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来自于成文法规则,而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则通过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得以体现.作为法源的民俗习惯,其形成和有效适用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同时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还必须严格考量其与其他民商事法源的效力位阶.     

关于行政法的定义问题

本文首先对我国行政法学界所作的四类行政法定义作出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然后根据国际、国内行政法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确认行政法是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诉讼法和对行政的监督法的统一整体;进而分析行政法各部分的共性和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性,认为:行政法是指导或控制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目的在于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     

行政判例存在与发展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存在行政判例制度。我国法律不承认行政判例的约束力,但实践需要对行政判例的辅助法源地位予以肯定。行政判例具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并推动司法实践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环境行政法调整机制解析

法律调整机制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研究法律调整机制,对于充实、完善法学理论范畴体系及其方法,提高法律调整效率,实现法律价值,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实现法治国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环境行政法调整机制是环境行政法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桥梁”。因此对环境行政法调整机制本身进行解析,了解其“内部构造”“外部运行”等,有助于科学而合理地架构环境行政法调整机制,从而提高环境行政管理效率,实现善治,最终促使其完成确认和衡平利益、构建和谐秩序的调整目标。     

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行政合同的法律属性——从行政合同行为的双重特征分析

行政合同的有无取决于如何认识其法律属性,从行政合同行为的内在矛盾性着眼,分析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可以本质性地把握行政合同的法律属性。行政合同是在合作行政的精神指引下,行政主体以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一种行政行为的法律结果,行政性是其实质特征,合同性是其形式特征。在法源上,行政合同也具有行政法与合同法的共同渊源。     

论行政法权利及其保障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必然具有相应的部门法特色。行政法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私人主体所享有的、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私方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具有不同于私法权利的部门法特征———其享有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可以放弃,但不可自由让渡;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能自力实现性;要求特殊的法律保护。行政法权利不同于私法权利,也不同于行政权力,其实现需要特殊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的保障。     

论司法解释之法源地位

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语境下的法律渊源中,司法解释是否属于法的正式渊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法理分析和多方面的调查认为:司法解释应属于正式法源。     

论法律发现的形式

法律发现是指法官判案时生成裁判规范的活动。很自然，裁判规范应当首先在制定法法源中寻找与确定。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作为正式法源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律发现的形式。此外，各种能作裁判依据的非正式法源也是法官进行法律发现的形式，可以在适当条件下选取为裁判之依据。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惯例功能与规制路径研究

行政惯例作为非正式法源之一在公安行政执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行政惯例对公安行政执法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应通过对行政惯例的成文化、清理、审查来逐步规范行政惯例，减少其对公安行政执法的不良影响。     

行政抽象命令的检察监督

行政抽象命令不属于法律的渊源 ,但对行政管理、行政复议以及行政审判的意义不容忽视 , 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加强 ,行政权也会呈现出扩张的态势 ,行政抽象命令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包括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权益的侵夺 ,以及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导致公权力的失控和滥用 ,从而使行政抽象命令的外部监督成为一个现实的议题。基于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抽象命令监督的非专门性和非职业性 ,法院对行政抽象命令的司法审查作用又十分有限 ,因此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根据宪法、法律的定位 ,应当履行对行政抽象命令的法律监督职责 ,以克服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局限性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衡。     

司法潜规则研究——以会议纪要为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 ,而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前提是统一的法制。但在现实生活中 ,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外 ,却普遍存在一种现行法源无法涵盖 ,然而又发挥着法的实际效用的另类规则———司法潜规则。为此 ,我们有必要对潜规则的特征、形成环境、性质进行分析 ,并作出价值上的评判 ,以期对这种司法怪现状进行合理的改造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思考

行政复议听证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大陆法系和英关法系国家均结合其具体的文化背景、法律传统和行政实践设计了不同的且富有特色的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内容,并体现出良好的适用效果.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具体可行的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该文略探该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必要性现实意义及措施.     

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研究

从我国法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 ,并透过依法行政理念的演进轨迹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最后结合我国法制现实讨论了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指出应正确认识和实施行政指导行为 ,推动行政指导法治化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试论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

在依法行政、服务行政和参与型行政的背景下,以契约手段达成行政目的已成为我国实现行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虽然在理论上认可了行政契约的存在,并开始对行政契约进行研究,实践中行政主体也大量运用缔结行政契约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但学界对于行政契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关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意思表示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立法上亦缺少专门的规定。实际上,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在行政契约的缔结、履行等环节中,行政主体不是机械的法律执行者,而是存在着独立的意思表示,并在相当范围内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空间,同时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相对人互为意思表示。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合法性审视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话题。在公法时代,一项新制度的出台,首先应考虑该制度本身是否具备法律依据,是否符合公法的原则,符合宪政的精神。日前,不啻为一缕新风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正在全国各地广为提倡。无庸王疑,该制度的出台在时下的中国有着正当性的根基,但从法律保留原则、效率行政原则、宪法中的平等权等视角对此制度作一剖析,其合法性的危机却不容忽视。建构将正当性转化为合法性的依法行政制度应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