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翰对浙东文学的承继与发展

浙东之学自唐宋以来,长期受理学熏染,形成了东莱之学、事功之学、金华之学以及华川文派。元末明初,朱元璋以浙东文士为智囊,逐步奠定其文治基础。在朱明政权创建过程中,胡翰、宋濂、刘基等人与朱元璋君臣遇合使浙东之学从一种地域思想变成一种官方思想,朱元璋运用与其治国理念相近的浙东之学作为定国的文化政策,浙东文学由此成为一种官方文学,对有明一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胡翰为浙东名士,又为浙东文学的重要成员,他在承继浙东之学的同时更有发展,表现为对吴中文学的肯定,显示出在"明道"、"宗经"之外"尚情"的倾向:一方面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也重视文学个人意趣的表达。胡翰对浙东文学的承继和发展表明浙东文学与吴中文学趋向融合。     

李白人格精神现代价值论略

李白的诗歌作品是展示其人格精神的重要载体。终生不渝地坚持信念理想、关心社会且勇于批判现实、积极进取、坚持个性独立、真诚热爱大自然等是李白人格精神的基本表现。这些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鲜明特征，对促进当今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温州人人际契约观念的产生及经济效应

温州特定的宗族文化和地域烙印造就了温州人特有的契约观念.温州人契约观最显著的特点是,契约中融入了地缘、血缘、人缘等温州本土资源,具有人际契约的特点.温州人的契约观念一方面体现在心理契约上,表现为在交易过程中温州人对"温州人圈子"依赖;另一方面体现在关系契约上,表现为温州人在经济交往中或者缺乏书面契约,或者是签署了契约而不严格执行.人际契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温州率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人际契约赖以依存的关系和组织的规模限制了企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人际契约观念成为了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新的转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黄宗羲冲破时代的"囚缚",将他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并以"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来重建儒学的品格.他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     

论周恩来中西文化观的特征

周恩来的中西文化观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比较、评价、选择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点、方法和主张,是对中西文化冲突条件下中国文化应向何处去所作的科学回答。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鲜明的开放意识有机结合;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思想的有机结合;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与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机结合,从而决定了周恩来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并领会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印度传统诗学民族话语初探

关注文学本体的审美精神、形而上追求的超越精神和语言中心意识,是印度传统诗学民族话语的基本特征。其审美精神中既有对外在的形体美的关注,也有对内在的诗的灵魂的探讨以及对关感即审美享受的重视;其超越精神主要表现为解脱和虔诚的终极性超越,也有非功利的超俗性和重意蕴的超象性追求;其语言中心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修辞学为核心的庄严论的发达,以及基于语言学的对诗的理解和认识。印度传统诗学中的审美精神与唯美主义、超越精神与神秘主义、语言中心意识与形式主义具有内在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界限。     

从"天人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

从天人之辨来看,孔子更重视人在实现德性幸福中的主体力量与能动作用,追求一种"为仁由己"的幸福,把德性幸福视为天命和人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德性幸福不仅是就社会人事而言的,更要扩及天人之际.在"山水之乐"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德性幸福于自然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颜之乐"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德性幸福于义理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知天"、"顺天"、"乐天"而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德性幸福于主宰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子的德性幸福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超越性,既具有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又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德性幸福.     

石塘古镇文化述论

石塘古镇文化主要是指现今石塘、箬山和松门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几千年来物质和精神创造的总和。从文化属性看属于以海洋文化为主体。具有闽文化、瓯越文化、石文化等特点的一种交融型文化，且地方特色突出。从文化的表现形态看，其物化形态与精神形态兼具且多种多样，尤其是海洋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更为引人注目。     

论广州文化对“新时期广州人精神“的铸就

广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反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中,形成了贯穿古今、融汇中西、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城市文化.广州文化中的"羊文化"、"洋文化"、"花文化"、"食文化"和"商文化",从根本上铸就了具有"开放兼容"、"开拓进取"、"敢为人先"、"追求美好"、"拼搏务实"、"诚实守信"等特征的"新时期广州人精神",也就是"羊"洋"得意,"华"(通"花")而务"实"(通"食").     

传统节日文化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保留了民族文化中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内蕴,是民族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典礼和仪式,是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展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它对中华民族精神培育和弘扬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现代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与现实功利的羁绊

文学的超越性是以它的现实性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现实,而在于对现实的功利性态度局限了它对现实的深入表现.一方面,现实功利性文化的制约把现代文学的关注点牢牢地吸附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使文学难以在探索范围和深度上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以"正德"实践为目标的超越模式既使作家强调事功而忽视对"真"的探索,也使作家的主体意识受到抑制.这正是现代文学的超越性困境之所在.     

儒家“诚”的道德哲学意蕴及价值本位

"诚"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不仅是道德准则,更体现为天道本体与人性的根源."诚"贯通天人,为儒家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终极依据.内求于心的"诚之"工夫是达致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的修养途径.梳理"诚"的道德哲学的内涵对于诚信缺失的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道德启示.     

儒家敏行观及其在广东的嬗变

儒家孔子的敏行观着眼于看重力行的人格塑造,也包含着守信的道德追求和审断多思的理念。广东文化中的敏行观发育于商业文明成长的环境中,它已没有了道德信用层面上的多言之讳和失言之忌,是出于人们生存生活的固有方式,属于文化精神中的内在品格;近代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更是给传统敏行观赋予了科学理论的灌注。经过改革开放的时代洗礼,广东文化精神中的敏行观具有了全新的时代特质:以不尚空谈为前提,以求真务实为基点,以人本主义为内核,体现着一种优良的时代文化精神。     

中国新文学理性精神论纲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态 ,其理性精神的特殊性恰恰表现为质疑传统理性并解构一切现有不合理的理性体系。近代文学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 ,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情与理的内在分裂。这一现象在五四之后得到克服和超越 ,表现出情与理相互激荡的新的张力样式。新文学通过各类形象的情感体验方式与活动方式 ,展现自身的理性批判功能 ,并寄寓了作家对理性精神之培育、成长和充实的深层思考     

"以力行为工夫":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

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他批判君主的"一家之(私)法",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治思想;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则揭示了他朴素的民有、民主思想.     

新时期广东文化精神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新时期广东文化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全体广东人民共同创造,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和谐、经世致用、礼法合治、敏行笃信等思想,同时汲取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时期广东文化精神的确立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继承、转型与创新,其具体表现为:从传统的"贵和尚中"到今天的"兼容开放"、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举"、从"知行合一"到"务实求新"。这既有本土文化的成分,又有不少外来文化的浸染,是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而这正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广东由古代的"南蛮之地"变为今天的"前沿阵地"提供了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精神、价值理念与国民品性。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深层解读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不体现在无神论、鸦片性、消亡论等理论观点或指导实践的原则、方法、方针、策略上,而体现在它是以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精神为主旨的现代文化精神对以"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为基本内容,以神本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批判和超越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没有过时,它对当代世界,特别是对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仍具有理论价值和重要启示。     

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

费孝通晚年多次倡导,中国社会学要突破实证社会学的单纯科学主义视野,应当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在对社会生活开展客观性研究的同时伸张人文关怀。根据这个原则,费孝通主张社会学应当注重对精神世界开展研究,重视文化传统、意会沟通和内在自我等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层作用,要在各民族的古代文明中发现具有不同特点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方式。费孝通的这些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社会学开拓新视野、展开新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新时期广州人精神“与先进文化

"新时期广州人精神"是当代广州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思想道德风貌的新展示,是为绝大多数广州人所认同的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传统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先进文化在广州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先进文化是"新时期广州人精神"的不竭源泉和发展动力,而"新时期广州人精神"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典型的表现,先进文化的总体特征不仅在"新时期广州人精神"中有较为充分的反映,而且对"新时期广州人精神"的发展和流变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形而上学的殊途:海德格尔与道家

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于哲学的发展史。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全新视角的探索,使他成为20世纪最富魅力的哲学家。通过对海德格尔"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与道家"贵己"思想的对比,对海德格尔达到"本真"的途径与道家"复归于婴儿"的思想的对比,对海德格尔"个体化"理论与道家形而上之"道"的对比,可以发现:道家的"道"与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不同。老庄道家思想的精髓在于"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精神;"天人合一",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致虚守静",弘扬身与心和谐的生命超越精神;"无为而治"提倡社会生态观。海德格尔与道家的思想都是本国度和本民族正统思想传统的反对之声,它们在主张贵己、返真、不为外物所累上具有高度相似之处,但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重视"个体化"原则;道家则主张形而上的抽象的"道",因而两者又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两种根植于中西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开拓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哲学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哲学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