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哈尼族迁徙史诗中的“契约叙事”

云南哈尼族的迁徙史诗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契约叙事。这些契约叙事的基本结构可分为"立约→违约→承担违约后果"与"立约→践约→完约"两种基本类型。"立约→违约→承担违约后果"型契约叙事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违约者只能被迫迁徙;"立约→践约→完约"型契约叙事反映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和,其结果为立约、践约者重建了秩序井然、和谐美好的家园。     

南疆伙种制研究

南疆伙种制研究●王欣伙种制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族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租佃制度。由于各种伙种关系在解放前新疆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所以，研究伙种制度对于全面系统地认识解放前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经济...     

回鹘文契约中的n bitig为汉语“亲契”考

古代维吾尔语中的n源于汉字真,n bitig的汉文词义为真契,此乃不少中外学者的共识。本文发现,在元代的一些汉文买卖契约中有亲契一词,卖主要将土地的原买情况记录于新契之中,称亲自画押之契为亲契;回鹘文契约Mi21反映了与元代汉文契约类似的情景:在续租同一地主土地的契约中,存在着佃户对以往租佃情况的叙述,表现了当事人对与自己有关的契约及义务的确认,称新的亲自画押之契为n bitig。笔者在本文中论证了n的发音通中古汉语的真、亲、新,认为回鹘文契约中的n bitig的最佳汉译用字是亲契。不同语言的文书中存在着相似的现象,它反映了蒙元时代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乡规民约等方面密切的联系性。     

从闽东民间契约文书看清代闽东山区地权流转书写形态

契约文书的地权流转书写形式最能反映乡村地区的流转形态。新发现的闽东民间契约文书在地权流转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显示,闽东的地权在流转过程中,如福建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田骨权"与"田面权"的流转形态,这些形态与其他地区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也有着相异的地方,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地权流转尽管在民间交易中存在着多种分割与形态多样性,但在书写中体现出与清政府关于土地买卖政策的一致性,学术界并没有进行探讨,所以,学者对于福建土地所有制的研究,在资料的使用上仍然是有偏缺的。本文利用新发现的闽东民间契约文书,通过对土地流转形态的书写形态进行探讨为切入口,对闽东地权流转诸形态进行重新审视,从观点上对前贤的观点进行再次探析,并在资料上进行新的补充。     

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贵州省锦屏一带,苗、侗民族在清朝时期签订了大量的山地买卖、租佃契约,现存部分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法制史的重要要资料,但仅仅从契约,甚至是部分契约的内容来准确揭示锦屏林区家族林业管理方式和在林业经济的背景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诉讼文书、官府告示及口承资料与其进行互证.文章就一些学者在锦屏林业契约研究中提出的林区家族私有制、林业纠纷的民间处理等观点提出了质疑.     

解读和谐社会教育

和谐社会教育是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命题,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理论是其提出的理论依据。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和谐社会教育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外延,它蕴含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具体目标。     

西藏江孜地区的农村调查

一、封建领主占有土地的情况西藏社会现在尚保存着一种世界上最黑暗、反动、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它吮干了西藏劳动人民的血汗,阻碍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西藏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贵族、寺院三大封建领主手中。他们三者共同构成西藏的农奴主阶级。原西藏地方政府对所有土地享有最高的权利,它可将土地分封或租佃给贵族、寺院,又可因某种原因而没收他们的士地。地方政府并规定,任何一块土地(包括山、水、草地、森林等),都须向地方政府支差或交     

旅游情境中的乡土“陌生人社会”——基于桂林灵渠旅游的田野研究

灵渠作为国家遗产地和旅游热点区域,当地人必然受到旅游迅速发展的影响,改变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熟人社会"。以关于灵渠的旅游案例为切入点,通过田野材料论述了旅游开发下的灵渠乡土社会是一个新型的"陌生人社会"。灵渠乡土陌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主要表现为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外部的关系主要是灵渠东道主与游客发生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显性的陌生人关系。内部的关系则是乡土社会内部在旅游开发下自发形成的"契约"关系,这是一种隐性的陌生人关系。认为灵渠旅游情境中的"陌生人社会"关系网络,与当地的乡土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正确处理好东道主与各方的关系,是灵渠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揭露“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的反动观点

右派分子费孝通在他的“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大量散布了反党,反人民的反动论点。在这本书的第三十页上,费孝通这样写着:苗族“因为普遍劳动,有土地的人,不出租自已也可以耕种,所以常有因照顾无地亲友而出租土地的情况。黄平县东坡乡吴姓地主,十三个佃户中就有六个亲戚。”在这段话里,他告诉人们,苗族地主都是“劳动”的,他们出租土地是出于一种“好意”,是为了“照顾”亲友,本来他们“不出租自已也可以耕种”的。看,这是多么“善良”的地主啊,如果农民还要求什么改革,真是“昧良心”!很显然,费孝通是企图以赞扬苗族人民爱劳动的美德作幌子来模糊阶级斗争;是站在维护地主资产阶极利益的立场上来拼命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怀着同样的目的,费孝通还歪曲事实的说:“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剧。”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让我们来看看1951年6月11日新黔日报上的一个典型事实:贵州丹寨县排呆村苗族贫农杨廷忠说,在一个饥荒年成,他向地主杨老赖(苗族)借来三个     

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

国内外学术界对藏区房名的研究,多偏重于对房名具有的传统社会组织的运转和分层的功能进行讨论,或是对各地的房名进行介绍和资料收集,而对房名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源起关注不够。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和在四川省康定县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对于房名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源起,进行初步的讨论,本文认为,房名的源起与房屋中的火塘、锅庄石有密切的关系,这实际象征了人与居住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房名之中也体现了房屋占有者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总之,房名与居住地、锅庄石的关系,实际是人与地盘神、土地神的关系,因而房名最先要处理的不是经济地位问题,也不是社会结构问题。经济地位或社会阶层是在人--土地神的基础上生发而来的。     

跨界民族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一个国家为主体民族的同一个民族分布在相邻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之一；一是同一个民族被不同的国家划分．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库尔德人和萨米人）。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西域丝路契约精神：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的研究

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专著《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出版发行以来,在国际敦煌西域学界引起广泛反响.这部著作对于中亚古藏文契约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进行研究释读,其中对于古藏文契约种类格式的研究成果突出.武内绍人还根据契约内容格式努力还原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些对于敦煌西域研究的学术研究方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西域丝路的“古代契约”精神对于现代中国诚信社会与法制人文建设也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的纠纷解决机制

清代,在边远的黔东南锦屏苗族、侗族地区,发育出了发达的人工林业,所产木材畅销长江中 下游各省。苗族人工林业中的财产关系主要依靠林业契约进行调整,而林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良好 地发生作用,并不在于有国家法的保障,而在于林区苗民形成了一套本地的契约纠纷解决机制,寨 老等民间头人在契约纠纷解决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苗族习惯法则是契约效力的后盾。     

唐代吐蕃土地买卖法律制度探蠡

敦煌出土唐代吐蕃时期的买卖契约中,仅有3件土地买卖契约。尽管此类契约数量有限,但其意思表述清晰,程式条款完整,为探究吐蕃土地买卖法律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结合唐律对这3件契约作较为全面的解读后发现,吐蕃占据敦煌后,实行突田制,其下不仅存在着土地买卖之情形,且其法律规制仍沿用唐律。由此看来,"吐蕃的旗号,唐人的制度"延及土地买卖情形中仍是如此。     

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

黔东南侗、苗居住区是中国有名的林区 ,从清初开始 ,其森林就以人工育林为主 ,当地育林的有关利益关系主要依靠林业契约调整。本文对该地有名的林产区文斗的林业契约进行了分析归类 ,将其分为卖契、佃契、分合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等四类 ,认为锦屏人工林业的发展得益于上述契约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林者的产权 ,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     

浅谈当代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

目前,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制度、人的素质和意识等整个社会环境(横向环境和纵向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     

经济史、等级与再分配——20世纪中国边疆土地制度的人类学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改革是20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土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关系密切。土地制度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性源于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边疆地区与东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时，边疆土地制度研究显得尤为必要。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的边疆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土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脉络进行梳理，即经济史视野中的边疆土地制度研究、封建社会研究中的土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土地制度研究。今天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边疆土地制度时，必须关注国家、市场和地方封建社会遗产之间的共存，以此作为反思中国现代性构成的路径，这是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的应有之意。     

犹太民族与土地的特殊关系

犹太民族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犹太民族与土地关系的发展史,这是因为犹太民族的每一次历史变迁都是犹太民族与土地关系的变迁:犹太民族的大流散是其失去土地的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民族重新拥有土地的过程;以色列建国是两千多年来犹太民族第一次以主权国家身份拥有土地;阿以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土地的争夺,而这一矛盾和冲突的最终解决依然要回到土地问题上来。所以说,犹太民族与土地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     

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

收养制度作为社会亲属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古代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由于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礼教不同,收养的目的、类型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河流域出土了大量属于古巴比伦人(Old-Babylonians)①的收养契约,通过对这些契约以及《汉穆拉比法典》中有关收养条款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一、收养契约的基本模式古巴比伦人具有很强的契约观念,收养关系发生时他们一定要签订契约,并在泥板上盖上双方的印章。如果没有签订契约,那么收养关系便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在一个案例中记载,一个那迪图(Nad…     

论科技进步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以土家族为例

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其发展,使其更好地与社会经济相结合。惟有这样,民族文化才有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