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族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以云南鹤庆新华村白族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当地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等)参与民族旅游手工艺品为研究切入点,来探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之路;分析了利益主体在参与民族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中扮演的角色,阐述了其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民族旅游手工艺品的开发模式,以此强化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合作,寻求更多、更广泛的利益共同点,以期实现民族旅游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多赢"模式.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赫哲族伊玛堪传承的教育人类学解读

从教育人类学角度分析赫哲族伊玛堪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对人的教育功能。伊玛堪具有传承民族历史文化、体现民族审美、展现民族文化交流的教育价值,其传承模式有家族式传承、社会式传承和政府组织式传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文化的流入,传统传承方式限制了伊玛堪的传播,提升民族传承意识、健全政府监督管理机制、拓展宣传途径是保护和传承伊玛堪的有效方法。     

壮族歌圩当代流变论

壮族歌圩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壮民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歌圩在当代的流变态势、流变规律、流变原因作整体把握,从文化自觉、审美多元化的角度探讨歌圩流变的深层意义.     

传统走向现代:民族节庆的当代语境 ——以楚雄彝族火把节为例

传统民族节庆是活态性的民俗活动,基于全球化、新媒体技术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模式转变视角的再审视,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延续、流变和再生.通过对楚雄彝族火把节当代发展语境进行研究,旨在厘清传统民族节庆在现代转型中的复杂关系,探寻民族节庆文化传统纳入现代视域下的新路径,及民族节庆活动在文化与经济的二元结构寻求传承与发展的契合点.     

信息产业支持的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实践与发展问题探讨

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大省,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化战略主题.信息技术在当代背景下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递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是民族文化发展、传承中不可逆转的事实.     

基于新媒体、网络社群的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以阿昌族、裕固族为个案

在传统的实地社区难以发挥既有作用时,新媒体和网络社群在凝聚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的田野调查发现,网络社群已成为传播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场域,不仅传播传承民族文化,还传承红色文化、家教文化;网络社群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生产性保护、促进社会参与和年轻人参与的重要力量,有望与政府行为形成合力;但要让兴趣转化为传承,仍然任重道远。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应从思想上充分重视网络社群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新媒体,发动群众参与传承,同时培育“新乡贤文化”,打造“民族文化网红”,打造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品牌,借助新媒体平台全面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     

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

歌圩并非纯粹的文学研究对象和孤立静止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歌圩的内容、形式、功能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停留在传统的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歌圩研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使“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人们对壮族歌圩的变化有清晰的认识,应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时空观,把壮族歌圩看作一种动态的文化现象,运用主客位互换、解释人类学等方法及文化变迁理论对其进行立体性的研究,以提升壮族歌圩在与经济、文化互动中所体现的符号象征意义,使人们对其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必然趋势,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传承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其中,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家庭教育保存和传递民族文化,传播各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庭教育是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的一种传统手段.本文试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     

基于协同创新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和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和传承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传承人的培养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息息相关.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本文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协同创新培养的必要性与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应从增强传承人传承意愿、提升传承人传承能力、优化传承的外部环境三方面通过多方协同合作,创新传承人培养模式;并据此提出了模式实施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提供若干参考借鉴.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