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石山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积石山县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持续、较快地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更好地为促进全县经济建设服务，本人分别于1998年8月和2001年5月就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作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内容综述于后，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对西藏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和促进全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但是一些外部环境的问题及其自身发展的问题 ,阻碍和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应进一步解放思想 ,营造宽松的环境 ;坚持正确导向 ,激励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扶持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管理、服务工作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 ;进一步贯彻落实有关政策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现实情况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比发达地区均有所偏低。以广西为例，1997年，广西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占全区总人口比重为3．1％，与全国平均数相比低2．4个百分点；总产值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5个百分点。广西1997年利用外资量占全国总量的2．2％，仅相当于广东的1／9，上海的1／6O可见广西经济的不发达，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有直接的…     

青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准确把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研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青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西藏非公有制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西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西藏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西藏增加社会资本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为西藏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稳定社会局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新的环境、新的发展阶段,西藏非公有制经济与发达省份相比,在所有制结构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应进一步积极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     

广西沿边"适应-竞争-合作"式 城镇演化模式研究 ——以凭祥、东兴为例

新时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问题突出，加大力度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要求迫在眉睫。广西沿边民族地区发展总体滞后，城镇发展模式趋同；东兴和凭祥在沿边城镇发展模式趋同的情况下，在“适应-竞争-合作”式城镇演化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发挥比较优势、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深化内外合作，实现了城镇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以生物学“趋同进化”理论为基础，结合新发展理念和东兴、凭祥的发展经验建议：广西沿边民族地区采取“适应-竞争-合作”式城镇发展模式，以创新增强各城镇内生动力，以互补合作促进协调发展，以绿色发展道路助推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加强内外市场的联动性来深化城镇开放、合作式发展，以“省-市-县”、“县-镇-村”的互联互通推进共享发展。     

西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征及对策建议

西藏非公有制经济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已经在促进西藏经济、扩大就业、增加地方税收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呈现的特征十分显著。今后,要从转变思想观念、落实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服务和引导等多个方面加大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力度,进一步提高西藏非公有制的发展水平和质量。     

新常态下促进民族地区高速、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研究

对1978年到2014年的经济数据的重点研究发现,在1978-2014年的3个周期中,民族八省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高位的态势,且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但2008年以后,无论是实际经济增长率还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全国和民族八省区都呈现出减缓的趋势,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稳定并在部分省份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其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保持高位。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有较大的缺口。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民族八省区的经济增长一部分受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影响,同时也随自身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而下降。总体上,绝大多数民族地区尚未进入新常态的调整阶段,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经济“新常态”除了增长速度的台阶式下降外,更多的是一种发展机遇。民族地区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抓住新常态下的发展机遇,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的跨越式发展。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构建和完善包容性制度;确保增长速度高于全面平均水平;增长动力机制由要素和资源开发驱动向效率驱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延伸产业链,利用“互联网+”提升产业结构;构建与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广西南宁地区为例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个体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了更高意义上的肯定．拓宽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内涵。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合资企业经济实体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变成了重要组成部分．堂堂正正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行列，得到了千年一遇、世纪之交的黄金发展机遇。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     

民国时期广西瑶族的人权状况

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当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并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初步改善了部分瑶族区域的生存状况;由于新桂系实行“三位一体”的集权体制,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一概斥之为“陋习”而强行取缔,并不断加重瑶族民众的捐税徭役负担,瑶族民众的生存状态和人权状况并无实质改善。     

支持广西产业经济发展的税收自治权研究

税收自治权是民族地区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使税收自治权对地区产业发展进行调控已经成为广西实施产业战略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受到税收自治体制的制约,以及税收立法技术的影响,广西以税收政策扶持产业之路还任重道远.本文在对广西税收自治权及产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广西的产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问题与路径选择研究

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现状呈现资源过度依赖性、主体分散性和产业结构单一性,面临着区域性、渠道、产业链等方面的困境.“互联网+”具有交叉融合性、重构生态性和创新驱动性,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互联网+”认识不足,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更加薄弱,三是特色经济传统发展路径与“互联网+”融合度不高,四是特色经济政策措施与“互联网+”快速发展不相匹配.在此基础上,基于“互联网+”视角提出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四大路径: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对“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依托“互联网+”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条.     

“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南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西南周边毗邻的越南、缅甸和老挝等东盟三国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在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合作、农业投资合作和农业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为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跨境次区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经济互补性优势和“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机遇等有利条件为农业一体化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互联互通基础设置不完善、农业市场体系不健全和农业政策不协调统一等障碍.因此,要推进西南跨境次区域农业一体化合作,需要从营造跨境次农业一体化合作环境、跨境次区域农业市场一体化合作、跨境次区域农业产业一体化合作和跨境次区域农业政策一体化等方面实现.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