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承认——基于西方相关政治理论的思考

集群且多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一。西方学者关于这一议题的学术性争论,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总括起来看,普遍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在于公民身份不可争辩的唯一性,并据此主张消解公民的民族身份;而文化多元主义虽然部分地反对普遍主义,但强调公民身份的最高地位并将民族身份置于次要的位置。然而,普遍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而不是处在连续统的不同位阶上的两个不同身份。在多元社会中,多元政治的存在本身就势必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多元的制度架构和法律规范,而在这样一个具有利益表达功能的包容性架构下,民族群体显然应该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而不是被剥离掉政治属性的文化集团。本文从相关争论的整理与综述入手,分析了整合多民族社会的不同方案。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论多元化国家的实现:从多元文化公民权出发的讨论

同质预设与异质现实的矛盾是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现代社会要与自身的内部多样性和解,必须在本质上超越这一范式。公民国家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回应这一问题的两种主要方案,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分别抓住了多元现代国家的一个面向,但二者都未能彻底走出民族国家困境。而威尔·金里卡的多元文化公民权理论通过把文化性纳入政治本身,将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制度有机结合在了一起,提出了一种真正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新的国家形式。但多元文化公民权无法保证多元化国家的团结,这需要公民宗教和宪法爱国主义的补充。     

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实践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实践说明,公民教育要紧密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爱国主义教育要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的历史教育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知识教育,使民族群众了解、熟悉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从而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协调、统一起来.这种做法既能有效激发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也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地方性知识不致断裂、消失.现阶段,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发展观上,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和"多元一体、多样性共存"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及其理论.     

"文化整合"语境下的西域文化

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当然 ,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多元 ,更不是分裂的理由。古称“西域”的新疆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文化区。从表面上看 ,西域一向通行“胡语” ,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 ,但实际上 ,汉化与胡化一直在祖国的这片热土上生动地进行着 ,特别是清王朝统一新疆后 ,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应看到 ,经过 2 0 0 0年的政治文化整合 ,西域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应继承中华文化整合的优良传统 ,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达到“三个高度认同” ,即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认为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参照系的文化整合 ,应是祖国统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研究

欧洲对"民族"(Nation)有不同的解读.19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要是指公民或国民的总称,因此,欧洲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与我们理解的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产生于20世纪前后,其来源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一是强调现实的法律政治关系,公民身份来源于权利与责任、义务,与血缘、历史和文化无关;二是强调血缘、历史、文化与公民身份或国民身份的必然联系,单一、纯洁的血缘是获取公民身份的唯一条件.有效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要清晰地理解"民族"与公民的概念;二要理性地理解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三要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四要实现现代化;五要建立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六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体系.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最终消解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关键因素.     

全球化与地方性:认同的全球化话语——基于同仁县"五屯"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人类学视野借助田野个案来侧重考察广义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对相关的一些身份认同,诸如族群/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建构以及公民认同等的影响。     

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文化纽带视角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联系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进程、“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厚德载物的价值观念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家园,这些优秀文化是各少数民族群体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和根基,也是中华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大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的源泉。在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课程、特色课及选修课和“课程思政”的教学中,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提升多数民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促进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双向认同,在此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

民族自治作为自决理论在多民族国家的有限体现,其在实现国家统一、族际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非主体民族因之获得与国家及其他非主体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公民身份与群体权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统合于民族国家之中。在以妥协性质的民族自治为选项预期实现国家目标并化解可能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时,国家制度模式与政策选择也经受着自治带来的风险与考验。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