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探析

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及伊斯兰习惯法与国家现行婚姻法之间存在着基本原则、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等方面的冲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让国家制定法与伊斯兰习惯法对接,充分协调好国家现行婚姻法律制度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补充条例与伊斯兰习惯法的关系,减少或消除二者之间的冲突。     

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三个视角

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不应仅限于重拾与简单描述,应着眼于从价值、发展和基本路径等方面的提升.价值表达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终极目的上的同归及对民众法律信仰的诱致意义;发展则展示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未来的理想型预期;路径则进一步揭示了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基本要求,即超越与实证.这种表述逻辑可能对习惯法研究的理路回归更具有学理意义.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功能调试价值探析——基于非正式制度视域

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正式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依然具有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等重要价值.在以法治为标志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表现出与法治理念的价值断裂、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价值递减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个体价值认同弱化等问题.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国家法体系的功能和习惯法价值的协调适应、加快习惯法在法治进程中的价值适应性、发挥社会转型中习惯法的独特价值、以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增强习惯法的法律实效,使习惯法逐渐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

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仍保留着传统而特有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即习惯法;与此同时,国家法的大量深入,逐渐成为社会关系调整的主导.两种机制的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必然带来两者的冲突与碰撞.为了切实增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协调并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才是可行的.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本文在否定法制现代化即用欧美国家法律制度全盘取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法律至上”的理念绝对化的缺陷。在多民族国家应肯定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区别,揭示了国家法相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所存在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概括性、超前性、高成本性以及难以有针对性地及时、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体问题等特点。     

少数民族习惯法类型化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类型化研究,作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直接影响到法治化建设工程的推进速度;以类型化研究为视角,包括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分类整理和善恶分类这两个逻辑相连的递进层次,以便为民族地方的立法和司法提供直接的立法资源和适用参照,从而加速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西南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有不少保护环境的内容,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我国成文法传统都有着重要作用.从法的信仰、遵守以及效果来看,其有别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相较于我国环境法立法效果来看,习惯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环保方面,应该让习惯法发挥积极的作用.     

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

立足于“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法理分析，从法经济学视角剖析论证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以探索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制度整体，在经济理性作用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国家司法传播的困境和产权关系的推动为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夯实经济理性的基石，以及在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抉择和生态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下，使民族群体经济理性意识得以维持并不断增强，最终使得生态习惯法制度体系的经济理性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共同追求的目标。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本体构建与社会和谐发展

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提出构建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本体对于加强民族习惯法研究及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意义.同时还介绍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本体构建的方法,并用OWL对该本体进行了形式化描述.     

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进路与法制度建构

民族村寨文化是新一类文化遗产,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观大致可以归结为国家本位、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三种情形,法本位溯源中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显露出前立法阶段难以自洽的三大困局。以法本位进路考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权利位阶问题、法律定位问题,指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权混合属性及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最后基于集体本位的思维基点,呈现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的法制度建构。     

论民族习惯法的生活伦理特性

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适用的民间法具有丰富的生活意蕴和伦理内涵,并表现出鲜明的生活伦理特性.主要体现在:与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相对应,民族善恶观念表现出生活化多元性;与民族法渊源的习惯性相吻合,习惯法规范作用模式呈现出相对的封闭性;与民族习惯的法律化相联系,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丰富的道德生活属性.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     

广西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研究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广西恭城县)的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习惯法体系,在物权归属和环境保护方面通过习惯法的形式确立了长山制度①,规定住所地附近的山林属于公产,归属集体,同时安排了具体保护措施,以这样的公共契约明确权属,保护林木,维持生态平衡.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对于我们今天的物权制度和环境治理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值得进行分析研究.     

论国际法下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的关系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获得广泛认可并形成体系于二战后,其原始含义是政治独立权.民族自决权的核心内容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与分离权没有关系;现行国际法表明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国家分离的情况;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不冲突,而分离有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国家对分离所产生的新国家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分离权的承认.以《国际法原则宣言》中的“保留条款”为依据提出的救济分离理论,将分离视为人民结束压迫的最后救济措施,该学说既没有获得很强的理论支撑,也没有获得国家实践的支持,救济分离权尚未成为一项习惯权利.     

国际文化遗产法视域下的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兼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结合国际文化遗产法这一领域的兴起并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章提出非遗保护的国际标准问题,即"人权""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因应非遗传承以人为依托的特点,这三项国际标准之于非遗保护的意义分别指向人的本体、人际关系和代际关系.《非遗公约》丰富的国家实践已表明,尊重人权是公约各项原则的根本,相互尊重是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工作的行动目标."十四五"规划已将非遗保护列为我国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适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十年以及《非遗公约》生效十五年,重视《非遗公约》的解释问题并使之与我国法律进一步对接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广西壮族习惯法中的恢复性司法要素探析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全新的看待罪与罚的刑事理念,一种强调以"被害人——加害人"为中心构建刑事纠纷的调处机制.根据恢复性司法理念及其调处机制的特点,笔者选取广西壮族民族习惯法作为比对样本,寻找其内在的恢复性要素,以探讨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以恢复性司法机制为借鉴,通过民族地区刑事特别立法、引入民族习惯法刑事和解机制及刑事民族习惯法查明机制三个层次的制度设计,来对壮乡少数民族习惯法介入刑事解纷领域的进路进行初步设计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