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华人二、三代的民族认同管窥--以神户的台湾籍华侨、华人为例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的要素入手进行分析,说明神户台湾籍华侨、华人与日本的其他华侨、华人一样,仍然坚持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作者认为,日本对华侨、华人的区别对待或歧视,是日本华侨、华人仍然坚持民族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华族--从世界史与民族史的角度所作的探讨

本文认为,所有生活在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就是"华族",并认为"华族"包括仍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所构成的"华人",以及泛指华侨、华人的后裔的"华裔".文中尤以19世纪中叶以来一批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论证了华族的形成与发展,并力图说明,血统成分与文化传统乃是华族的本质特征.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区别刍议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是一个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还不多,主要是学者们对其界定尚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不承认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存在。本文在确认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基础上,简要阐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的区别。     

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120年简史》述评

《智利智京中华会馆120年简史》是智利侨胞自发编写的第一部关于智利华侨华人历史的著述,史料意义十分重要。本文以该书为主要资料,分五个阶段考察了智利华侨华人的历史源流和时代变迁,评价了智利侨胞的历史贡献。170余年来,智利华侨华人心系祖籍国,是中国海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旅智侨胞为中智建交和两国关系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宁夏回族华侨华人社会与现状初探

文章首先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概念界定、回族华侨华人概况加以阐释,继而通过大量实地调研材料,梳理了宁夏回族华侨华人形成的历史轨迹、社会现状、国外分布与特点,并对宁夏归侨和侨属的状况及政府侨务工作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华侨华人研究

华侨华人博物馆与相关之文化遗产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海外,华侨华人博物馆之收藏展现了海外华人的移民历史、创业经历、生产生计、宗教活动、文化传承以及与侨乡的关系。博物馆收集的族谱、侨批、信件以及相关文物都是研究华人移民史、文化适应、地方化进程以及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家乡之关系的宝贵资料。本文聚焦于博物馆、华人文化遗产与华侨华人研究,进而探讨博物馆的表述性质及其政治与象征意义,华侨华人博物馆、文物收集与文化产业之发展,以及华侨华人博物馆在中国与海外华人联系、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中讨论了一些作者对华侨博物馆的观察与思考。     

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

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及其裔群研究,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具有超越一般学术价值之特殊意义.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肇基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受挫于上世纪50-60年代,复兴于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呈现多学科研究、微观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等特点.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第一手资料匮缺与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其原因是研究者学术训练不足与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而后者与现行学术评估体系错位相关.只要克服以上弱点,中国学者有望在新移民、认同和融合、国际华人社会关联性等方面做出较大的成就.     

“欧洲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10年8月17—18日,由国务院侨办与中山大学共同主办的"欧洲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国务院侨办和地方侨办领导、海外侨领与国内外专家、国务院侨办咨询委员共60余人,有20位代表宣读了学术论文。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以欧洲为研究区域的华侨华人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不少成果。     

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新探

广大海外侨胞是中国的独特资源,是中国发展的"友好使者"和"重要桥梁"。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华文传媒和华侨社团传递和扩散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加深了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增强了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华人文化认同的历史与现状探析

本文通过追溯邦加岛华侨华人的历史,分析其文化认同的变化,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评估邦加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现状。本文认为,历史以来,邦加岛华侨华人始终保持较为强烈的华人文化认同。虽然经历过苏哈托时期的文化强制,但是邦加华人的文化认同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而2000年以后,印尼华人社会通过华人社团和华文教育所掀起的华人文化复兴浪潮并没有在邦加华人社会有明显的表现。与爪哇岛或其他华人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相比,当前邦加岛的华人文化认同更多的是靠身份和文化自觉。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