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非典时期的信任危机

非典时期中国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主要源于社会信任机制本身的巨大缺陷。具体而言,主要是指系统信任中专家、政府、传媒三大系统信任机制公信力的缺失,由此导致公民之间、公众与传媒、专家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等出现了一系列的信任危机。     

信任：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最大的风险源,公众对科学专家及专业知识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从信任的视角切入科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积极的意义。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自反性、专家系统与信任——当代科学的公众信任危机探析

“风险”与“信任”是传统工业社会走向风险社会进程中的一对凸显问题。从“自反性”角度，研究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与信任结构转变的关系，并从科学认知和政治制度维度分析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的形成和出路可以看出，自反性既是威胁科学认知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基础稳定性的力量，加剧了信任危机；又是科学扩张以及建构主动信任的重要能力。“正”与“反”的张力建构了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关系，公众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

所谓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是指人们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自我增强和生成,达到一种能够自我维持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信任或不信任的自我增强及维持不过是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一种表象与表征,它们反映的是与其自身相关或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自我增强及维持。它们的形成不仅源于本身的自我增强效应和机制,还基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础。关于对策建议的讨论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或决定的僵局。若要对社会均衡问题有个清晰而透彻的分析和建言,有待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突破或革新。作为一种相对较新却盛行有日的理论思潮,社会建构论或能担此重任。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论系统信任: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思考

随着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到来,系统信任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在不同的系统中,系统信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划分以及不同学者关于系统信任的媒介的分类,本文认为经济系统的信任媒介是货币,政治系统的信任媒介是权力,信托系统的信任媒介是专家,公民社会的信任媒介是信任记录.以信任记录为媒介的公民社会的系统信任的建立无疑是由传统社会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特殊(人际或人格)信任过度到现代社会以普遍主义为原则的普遍(人际或人格)信任的关键.     

对中国律师职业信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以法律职业社会学为考察视角

当前我国律师职业界存在公共形象低以及公众不信任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理论来看,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信任是现代律师职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要素,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不信任的存在将会给我国法律职业化目标的实现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该问题的产生有着文化传统、职业化发展道路、律师业结构等多方面的背景,要解决该问题,必须立足于职业信任所产生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律师职业的职业责任来进行。     

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基于政治信任形成及演化机制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信任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纵向分布上表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地方政府就成为了我国政治信任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的基本政治信任相对稳定,但地方政府面对的具体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会因事件的发展而经历快速的变迁,若公众在接受即时信息并综合过往经验进行判断后的结果是信任水平的持续下跌,地方政府便可能遭遇由标志性突发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较为典型的就包括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和新冠疫情的舆情危机。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如何预防和解决信任危机。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警察形象建设研究

在从传统行政管理到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过程中,公众与警方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成为塑造良好警察形象的社会基础。转型期警察形象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公众信任问题。基于社会学领域信任理论研究的广袤视野和深厚内涵,警察形象建设应有合适定位,并只有当合作型信任关系逐渐形成的时候,公众信任和警察形象建设才能达到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最佳状态"。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

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一种广义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在公共资源开发这种重大利益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众期望与实际获得认知的差异,引发政府信任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建设的核心在于政府自身能力建设,较少涉及外部公众认知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其实,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需要保持公众、政府与外部控制机制三者地位平等、循环互动。     

人工智能传播的信任维度及其机制建构研究

人工智能传播技术应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一定程度挫伤了公众对于技术的信任,建立人工智能传播信任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通过回溯以往的信任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在信任发生的基础、信任结构、信任边界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包含了人际信任、系统信任以及技术信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层次,技术信任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建构的基础,系统信任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建构的保障,人际信任则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可感知与实践落实的部分。人工智能传播信任机制建构中的难点在于明确信任交互对象的信义责任与义务、专业知识不对等性与沟通渠道的建设、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观的认同三个方面。可从构建与分享共同规范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切入,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地推进人工智能传播全周期的信任生态系统的建设。     

刑事司法人工智能信任及其构建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工智能会面临不被信任的现实困境。目前，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质疑主要集中于违背“同案同判”原则的“算法歧视”。然而，“歧视”并非人工智能所特有，它往往从过往决策者(法官)裁判中继承而来。在完成诸多特定任务时，人工智能往往比人类法官表现更优，在决策的准确性、检偏去偏以及不同目标权衡上具有巨大潜力。面对刑事司法中人工智能不被信任的困境时，我们更应关注感知层面的公正匮乏问题。究其根源，导致人们对司法人工智能不信任的因素主要有：司法大数据导致的“不公”易于识别、人工智能缺乏权威合法性和程序中缺乏感知正义。因此，为提升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信任，应坚持具有权威合法性的法官的决策主体地位，同时采用人工智能增强法官能力，提高司法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的信任关系

由于信任价值的迷失 ,新公共管理运动无法确立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 ,因此 ,需要通过彰显信任关系去建构未来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中介环节而存在的信任 ,既是政府服务精神向公众合作行为转化的过渡环节 ,又是政府与公众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 ,它与制度所倡导和体现的服务精神及在公众行为层面上确立的合作体系的关系既是历时态的 ,又是共时态的。同时 ,以公共行政道德化为内容的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具有同一性。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学理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理应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自觉,忽略了公众在政府信任改善中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其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除了政府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公众能够自觉形成并秉持对政府的理性怀疑精神,唯此,政府信任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得以改善.这既是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变,也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向.     

马克思的信任异化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信任异化观”,认为信任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资本主义信任异化是资本主义深刻的信任危机,资本主义信任异化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公正。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信任异化的根本途径是对于信任异化的扬弃,建立共产主义信任。马克思的“信任异化观”,不仅深化了其异化理论,而且也为我们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信任基础、建构信任危机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刻而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