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化与《参同契》的方法论风格

哲学与佛学关系密切,佛学的哲学化也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早在魏晋玄学时期,佛学受哲学的影响,就出现以僧肇为代表的佛学玄学化或哲学本体论化倾向;而石头承继僧肇的思想,发挥惠能禅学的对法思想,推动了新形态的佛教哲学化,即方法论化,并使禅学思想与修行更好的统一起来。     

僧肇的"物不迁论"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僧肇的"物不迁论"从大乘佛教的立场探讨了哲学上的动静关系,为魏晋时期玄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一个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推动了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时,僧肇借助于汉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为印度学说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再造辉煌"的条件.     

析僧肇之解空

僧肇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分析了当时流行的解空学说的特点及未能正确解空之原因,阐述了自己所解"空"的内涵.僧肇的独特解空进路使得中道空观代替了玄学,他奠定的般若空观对后来中国佛学有着深远影响.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佛学研究中的"宗教"与"哲学"——以《肇论》为例

《肇论》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根源于对"宗教"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玄佛关系、僧肇本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发展、《肇论》文本及后世影响等三方面来把握《肇论》的宗教性与哲学性,能够实现对《肇论》的整体性理解。《肇论》中的"宗教"与"哲学"共同支撑起僧肇的佛学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西方模式化倾向。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僧肇思想述评

一、僧肇的生平及佛学思想背景僧肇(384-414年),我国东晋著名僧人,著名法师鸠摩罗什的弟子。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释僧肇,京兆人,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赏读老     

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之比较--从佛教与政治、佛教研究法两方面看

本文从近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的关系,主要比较了他们在佛教与政治,以及佛学研究方法论两方面的异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相关研究中被忽略掉的,本文希望通过选择这些议题,拓宽相关论题的研究视域.     

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光大——读《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建立 佛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既承继"解行相应"的传统,又放眼日西、兼容并蓄,佛教义学空前繁荣,并在高僧、学者、居士三个层面得到开展.近代中国佛教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且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考据学基础上,广泛运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开展佛学研究.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大批佛学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近现代佛学研究在僧俗两界均取得了累累硕果,佛教一片复兴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