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还中国小说本体——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海内外攻治中国古典小说史的学者代不乏人.且已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所以.当治现代小说史的杨义先生将其视界延伸到中国古代小说领域时.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只有超越这些成果,他才能在这个领域竖起自己的界碑.当我读完他悉四年之苦功写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毫不怀疑他的成果已使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古代讽刺小说讽刺风格观的重新审视--鲁迅讽刺风格观的分期研究

中国古代讽刺小说较早是由鲁迅论及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讽刺小说”的论述被后来的众多文学批评者奉为对古代讽刺小说批评的典范,但他们没有看到鲁迅的讽刺风格观并未停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之上,而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发现鲁迅讽刺风格观的转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研究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小说史略》管窥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小说史专著。其思想之深刻,论述之精辟,分类综合之准确,属辞造句之典雅,至今令人叹赏。当然,《史略》也难免有缺陷、弱点,笔者不揣谫陋,就其得失略陈己见。     

关于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理论设计--兼论《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其成熟的标志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自此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进入多元化 ,但绝大部分著作仍沿袭鲁著的理论框架并未有大的改变。综合考察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轨迹 ,在充分承认鲁著的历史成就的同时 ,客观分析其存在的缺陷不足 ,对于中国小说史进行新的理论设计将不无裨益     

关于突破近百年文学史“三段式”分期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十年代就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晚清部分)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872—1921)、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8—1921);三四十年代又有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860—1924)、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它们对这段文学史都没有严格的界定和分期,“近代”、“现代”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比较含混.解放以后,随着现代文学史作为一     

鲁迅在古代小说文献学上的贡献

《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是鲁迅为研究和写作中国小说史而钩辑整理的三种小说文献,他谦虚地称之为“资料长编”。从鲁迅后来成书的《中国小说史略》看,《古小说钩沉》是前七篇的资料准备,《唐宋传     

《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辨正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学术经典，其价值不容怀疑，然而，由于受当时文献条件限制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故白璧微瑕，在所难免。如该书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栽小说”，其中就存在所述文献不准、所举文献有误、论说不甚严谨或偶有失误等缺憾，应该引起中国小说史研究者的重视。     

小说学与“长时段”:论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学

民国学者胡怀琛著有《中国小说研究》、《中国小说概论》、《中国小说的起源与演变》等普及型文学史著作,其研究理念与著述体例有别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学以小说类型为经,以时代为纬,讲求小说学与小说史学的融合互渗,注重把握小说文体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宏大结构。胡怀琛以现代意义的小说观为参照,重新整合经史子集中具有"小说"意味的文本,藉此重新发现中国的"小说",并重建各种历史文本与文类的关联性和有序性。胡怀琛将"长时段"的历史思维与解释方法运用于中国小说史研究,从"形"与"质"两方面勾勒出中国小说历史演化的基本轮廓。     

章回小说发展轨迹的追寻

一问题的提出古代章回小说的研究,自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众多小说史、文学史在章回小说发展期限划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鲁迅分为“明代小说”、“清代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分为“明初的小说”、“明中叶至明末的小说”、“清初至清中叶的小说”、“近代小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为“明代小说”、“清初     

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

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张云，杜志军以“狭邪”作为妓院的代称，其渊源颇为久远，而把“狭邪小说”作为古典小说的类型名称则始于鲁迅。鲁迅在其《小说史大略》和《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品花宝鉴》、《青楼梦》等单列一类，名之为狭邪小说、并将其基本叙事特征概括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试论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同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历史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从不同的维度进行理解,有助于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维度包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的历史相承,理论的内容整体,以及理论的目标指向.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中国梦的哲学意蕴

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状况,面向未来科学发展道路的主观正确反映,是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本土独立身份和主体意识的充分展示和体现。中国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它是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实践选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是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文史的分合

神话是人类重要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是每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起点与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文化就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周代起,便对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改造,以至形成其他国家难以与之比肩的历史文学。这种历史文学发展至《史记》,文史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美。之后,文史逐渐易辙,然而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已打上了“史”的印记。     

我国人权观念的嬗变与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

人权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接受人权观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权理论。我国在人权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就,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全过程。     

新“老子化胡”说：从伪说到史实

“老子化胡”说从两千年前左右产生至今，已经不是单凭史学考据就可以定论的伪说，而是异质文化之争的潜在史实。历史中的伪说可以变成史实，这就是“人文化成”的奇功。“老子化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旋，却未必是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福音。从本质上说，“老子化胡”说所说的并非故去的旧事，而是常新的现实。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梦”生成逻辑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梦"的生成有其特定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从与自由主义的比较视野来看,"中国梦"生发的逻辑起点为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它谋求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基本依靠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梦"建构的理论支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立场,它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有规律可循,并坚持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救国梦"的破灭则为"中国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历史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当下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梦".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