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二湘“倒反辞与湖湘民间颠倒歌

屈原《九歌》“二湘”中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鸟何萃兮频中，罾何为兮木上”，“糜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等诗句，运用了倒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有意颠倒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和正确特性，具有内容上的荒诞性、逻辑上的反常性、让的离奇性、功能上的趣味性等特征。在湖湘民间，流传着大量颠倒歌，这种民歌中运用得最多的修辞就是倒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屈原《九歌》“二湘”中的倒反辞很可能是受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楚辞中的“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语言现象 ,这在《九歌》中尤其明显。本文结合先秦时代诗歌作品的大量材料 ,从《九歌》中发掘出充足的内证 ,揭示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九歌》中“兮”字的音乐特性 ,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缓、浩荡宛长的效果 ,而这又是与《九歌》作为民间祭神乐歌的性质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 ,所以不同于其他来源于荆楚民间一般歌谣的楚辞作品 ,其根源也在于此     

《九歌》“兮”字用法新探

屈原《九歌》中“兮”字的用法,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引起了一些争议。如闻一多、姜亮夫、郭绍虞、廖序东诸先生都有自己的主张。争论的焦点是“兮”有无语法意义。“兮”只是语气助词,“兮”在句中属上读。“兮”用在句中有隔离前后词语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将此与标点符号的停顿作用相等同),从而帮助体现语法关系。     

《九歌·山鬼》探幽

《九歌·山鬼》是《楚辞》研究中的一项难题。上古鬼、神通作,山鬼即山神。《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于山即巫山,故山鬼乃巫山神女。这“是《九歌》研究中的一大创获”。此说发轫于顾成天《九歌解》,经孙作云《九歌山鬼考》的补充论证,闻一多《什么是九歌》和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等的引述推广,《楚辞》研究者大致已普遍接受。但是,山鬼的其他种种底蕴和所思恋的“公子”(灵修)为谁之类问题,至今尚人言各殊。准此,我打算对《山鬼》作出若干新的探讨,力求揭示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屈原与现实主义

屈原是作为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家而著名的。但屈原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作品中真实地描绘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与人物,他的作品是浸透着爱国精神的宏伟的楚国历史画卷。一怀王在位三十年,屈原的创作正处于旺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前期。屈原在顷襄王时期生活了约二十一年,也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个时期我们称为创作后期。屈原在前期和后期都写作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但主要写作于后期。“九歌”中有两篇现实主义的诗作。《礼魂》一篇虽是送神曲,但“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则是如实地描绘巫女在鼓声中递花、唱歌的热闹场面。《国殇》一篇尽管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九歌》主神东皇太一性别考

《九歌》是沅湘地区的祭神曲。所祀十神,以东皇太一为至尊,故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朱熹言:“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辞集注·九歌序》)说的大致合乎事实。根据上古时代沅湘流域民族(族类)的递嬗、融合和衍变,我曾指出,“《九歌》经历了百越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的演变三阶段”。①现在,我们打算对东皇太一的性别作出崭新的探索,了解以上情况是必要的。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论《九歌》的戏剧性

《楚辞》里的《九歌》是古代楚国祭神的歌曲,经过屈原改写或删订。这是朱熹的说法,似可视为定论。《九歌》有十一篇,为什么称之为“九”呢?郭沫若说“九”“或许是‘纠’的意思”,较近实际。不过对于“纠”字,各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郭释为“缠绵宛转”;马茂元《楚辞选》则认为“是多数的意思”。我觉得“纠”是说明这种歌的性质,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多变化,很复杂;“纠者,合也”,“纠”是“纠纷错杂”,“合”是“合沓”;“歌”自然是“唱”。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很复杂,自然在情调上“缠绵宛转”的也有,激昂慷慨的也有;在分量上可能很长,中间有停歇,分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离骚》“诏西皇”抉微

《离骚》:“诏西皇使涉予。”王逸《章句》:“诏,告也;西皇,帝少皥也;涉,渡也。……使少皥来渡我。”王逸还把“西皇”称为“圣帝”。对于王注,历代《楚辞》学者罕有异辞。王注一般说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屈原“诏西皇”,口气是命令式的;诗人为何用此口吻来对待西方的上帝?据《山海经》,古有“群帝”,即不同氏族或部族崇奉不同的上帝。楚人的上帝为“东皇太一”。从屈原加工的民间祭神曲《九歌》来看,“穆将愉兮上皇”、“君欣欣兮乐康”,诗人对东皇不是极其虔诚、极其崇敬吗?为什么“诏”起西皇来了?诏,《尔雅·释诂》云:“导也。”《注》:“教导之     

荆楚巫风与《九歌》

《九歌》乃是荆楚“巫祠”的舞曲,为巫、觋娱神、降神之际,歌舞以乐神者,但历代学者对之解说则多有分歧。本文作者既不同意脱离荆楚巫风的文化环境来抽空理解《九歌》,亦不同意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屈原的遭际来解说《九歌》,他坚持认力屈原不过是《九歌》的搜集整理者。据此,作者对《九歌》诸章从结构体系进行分析考证,认为它是一完整的“巫祠”体系组曲。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lt;&lt;九歌&gt;&gt;真相揭秘

屈原《九歌》以“九”作题名，以“九”作歌节名，以南楚巫乐的九大神曲构筑《九歌》的整体篇章，塑造了南楚九大神灵形象，其哲学内涵皆出于《周易》     

《九歌》新论(三)

《桔颂》的写作时地《桔颂》为四言诗，共三十六旬，百四十四字。为咏桔明志之作，写作时地，迄无信说。我们以为，该诗写作地点在洞庭湖，为第二次放流时所作。屈原首次放逐为疏（见《史记》本传），待郊三年（参时居》）。二次为放流，地点为洞庭湖，末为迁逐至泪罗江（见黄震云《要正确评价屈原》，刊《湘四大学学报》1995年2期）。从《桔颂）“闭心自填，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看，当时屈原已被放流，但未入绝境，故时间应在放流时，地点当是洞庭湖畔。江南产桔，地理使然。从《核领／绿叶素荣，…     

古代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其演化

山水诗以比较完整的形态和独立意义的审美现象和文学品种出现,为时较晚。它作为审美环境中的特定现象,需要有审美理想、经验的凝结和积淀,需要有诸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条件的赋予。早在《诗经·崧高》中就有“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硕人》中有“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的描绘,但它无自身存在的价值,只是作比兴之用,成为本体的外在工具。《楚辞》中有《九歌·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涉江》的“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无论是对象领域抑或是主体情思,较之于《诗》,深广了许多。如恽敬在《大云山房文稿》中说的那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