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根据地的日人反战运动

文章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和部分官兵所掀起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反战运动,是一支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抗日力量,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文章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全面公正地评价了日人反战运动发生的原因、作用和意义。     

萧红身上的侠义气质

萧红是一位传奇女作家,也是一个有着侠义心肠的勇敢女性,在危险时刻,表现出了不让须眉的果敢和担当。鹿地亘是日本进步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1937年7月,日本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鹿地亘夫妇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便于8月中旬的一天搬到了许广平家中居住。过了一天,萧红和萧军就到许广平家去探望了他们。此后,又接连几次去探望他们,但后来有一天,萧红一个人去探望他们时,却发现他们已经不在了,许广平说,鹿地亘夫妇头一天下午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去了     

东亚同文书院始末

考察了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缘起、详细沿革及其客观性质等,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00年至1945年在中国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所谓"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实际上是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动作了前期准备.在侵华战争中,东亚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日本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因此,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应该由此忽视其作为日本侵华帮凶的性质.     

战争性别与创伤:解析诺拉·凯勒的《慰安妇》

韩裔美国女作家诺拉·凯勒的小说《慰安妇》(1997)反映了女主人公亚纪子在二战中被迫沦为日本军队慰安妇的痛苦经历及其因此所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双重创伤。文章旨在探讨《慰安妇》中战争与女性的性别、性及创伤的关系,揭示在由男性主导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中处于"他者"地位的"第二性"——被物化为日本侵略军泄欲的工具。     

文学与历史的趋同和印证 --《活着的士兵》与《东史郎日记》之比较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与东史郎<东史郎日记>从文学与历史的不同角度记述了日本侵华战争中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两部作品分别出自作家与士兵的不同之手,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谛.为中日两国在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和认识上提供了帮助,也在客观上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爱国者》: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形象还原与批判

《爱国者》以主人公吴以璜的跨国婚姻为主线,串联起分属不同党派、阶级乃至国家的众多形象,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再现了特定时代中的个体选择与命运。它不仅塑造中国的爱国者形象,表现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而且将众多日本所谓的"爱国者"置放于狂热与躁动的舆论环境中,揭示他们由天使走向恶魔的扭曲之路,并剖析深层原因,从而更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赛珍珠用简约笔法勾勒的日本人群像,既令人信服,又发人深省,充分体现了她对日本民族心理与性格的深刻认知。     

论明清弹词小说中的男性弱化现象

在明清时期江南女作家创作的弹词小说中,男性弱化现象非常突出.这些男性形象的显赫地位与他们在家庭、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不相称,表现出一种懦弱无能的状态,与作品中有勇有谋、敢作敢当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迥异于男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是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对男性具体感触的外化,体现了她们对当时身居高位者的复杂情感.     

谢冰莹与外国文学

谢冰莹在“五四”大潮冲击下走出湖南新化偏僻山镇 ,在包括世界文学名著译作在内的新文学影响下成为作家。在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尤其是 30年代她两次留学日本 ,与日本文艺界的交往 ,使其创作受到日本文学的明显影响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宫本百合子以及林芙美子的创作因素深深渗入谢冰莹的创作之中 ,这是谢冰莹主体期待中的接受     

“中国不可征服”:1938年日本社会时论舆情探析——以民国期刊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一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日本军事进攻达到顶峰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些"中国不可征服""日本在崩溃中"等时论舆情:其一是对日本政治法西斯倾向及其可能陷入长期战争泥沼所引起的反思和担忧;其二是因担心战争前途"辽远无边"而生出悲观心态,甚至厌战情绪在侵华日军下层和日本民间也开始有所表现;其三是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日本经济出现的"不祥"之兆也频频见诸于美英等国的媒体报道,形成"倒逼"之势的时论舆情压力。日本时论舆情的变化,从舆论焦点看,攻陷南京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1938年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动摇了日本时论舆情对战争"必胜"的信念。探讨1938年间日本国内舆论舆情及其变化,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的认识。     

论石川达三的侵华战争观

<活着的士兵>和<风中芦苇>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罪行的同时又为日本士兵乃至侵华战争进行辩护.作者石川达三认为战争是国家的事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日本国内的经济、人口问题,发动战争必须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石川达三的战争观代表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众多知识分子的战争观.它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民族土壤和历史渊源.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战争观进行批判.     

战后日军“残留”山西的历史与现实

二战结束、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之后,仍旧有成建制的日本军队秘密“残留”中国山西,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而战。文章通过对这一重要事件的考察,从日本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事件背后的思想基础进行分析,探寻军国主义思想发酵、猖獗的内在因素。同时,对特殊时期的山西社会环境给予必要观察,简略探讨了“残留”事件发生的外部条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和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代条件下的军国主义右翼思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10年来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综述

近10年来,学术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学者对日军在华细菌战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细菌战造成中国民众伤亡人数、细菌战使用的地域范围、关于对日军细菌战主要责任者的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战争遗留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阐述,有利于人们对日军细菌战进行全新而系统的认识,进而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     

日本政府与民众对侵华战争道歉的认识

在日语中“迷惑”、“反省”和“遗憾”并不表示道歉,只有“御诧”、“谢罪”才真正表示向对方道歉。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里就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来没有使用“御诧”或“谢罪”向中国人民道歉过。然而,在日本国内,不少民众甚至学者却都认为日本政府已经道歉够了。日本人对此问题的这种错觉将会影响新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一个王国的兴衰覆灭——对十七世纪前后中日关系的反思

中国与琉球国之间有着特殊的渊源。17世纪初,日本以侵略战争的方式控制了琉球,中日之间为此展开了一场特殊较量,对其结果的分析和反思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当时东亚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中华日报》两阶段之始末

《中华日报》创办之时,正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重要时间节点。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需要有一个发声渠道。《中华日报》的系统化及普遍联系的新闻编辑思路,在当时较之它报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与《中华日报》合作办副刊,是利用《中华日报》“改组派”色彩中的某些相容性,为自己策略性地找到了可以暂时容身之处。汪精卫另立政权(或曰投敌),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化,而《中华日报》则与之如影随形,是派系政治极端化的记录者。《中华日报》是日伪合谋贩售所谓“和平建国”“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政治骗局的大招幌,更是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大屠杀的战略目的及其破产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当局全力实施对华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殖民政策,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但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持久抗战面前,日本当局的殖民政策从占领南京那一天就开始破产了。日本当局不得不陷入他们所极不情愿的对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历史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其影响

在军国主义教育下,日本民众一度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战争,并把参与这种战争直至战死,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爱国”表现。正是在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下,日军对占领地民众施加了各种暴行,而日军官兵对自己所犯的种种暴行,却丝毫没有犯罪感。抗日战争早已结束,但军国主义并未因此而终结,它对战后日本社会各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频繁,形形色色为侵略战争开脱的奇谈怪论此起彼伏,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桎梏。     

日本中国学研究之观感

日本中国学研究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事实＂和＂理论＂、＂问题＂和＂主义＂之间,日本学者更倾心于＂事实＂和＂问题＂;二是在研究中能够突破学科壁垒,会通多门,更多通人和通研。此外,＂读书会＂这种＂共同研究＂的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成果产出亦具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

本文主要从国家主义观、国家神道、武士道三方面来论述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并揭示出三者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国民党政府处理日本在华财产问题

日本在华财产是日本对华战争赔偿的组成部分之一。国民党政府起初从恢复被日本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出发，处理日本在华财产，积极准备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但由于苏联的“战利品”及战乱、人为破坏等因素，国民党政府实际接收可充作赔偿的只是遗留在华财产的一部分，根本不是日本代表所认为的“当值数百亿”，根本不是“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谬论不是据理力争，而是妥协、退让，最后被迫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