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简论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所谓“一代之文学”则“后世莫能继焉”,这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关于文学发展的著名论断。他的理由是:“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自解脱。”     

当代寻根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

当代中国文学正时兴“寻根热”。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有那么多的作家,韩少功、阿城、李杭育、贾平凹、徐晓鹤、蔡测海……投入了这个有意义的文学运动;有那样多的作品,《最后一个渔佬儿》、《爸爸爸》、《老井》、《太阳底下的风景》……出现在各种文学杂志上。这一新奇而又带有几分神秘的文学思潮,唤起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重新审视和思索。“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韩少功的焦灼之状溢于言表,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的责任感震撼着人们的心。这是一个青年     

《河岳英灵集》之“英灵”二字作何解

俞平伯先生解<河岳英灵集》的“英灵”二字为“已逝的作家”(见《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有关《蜀道难》一文),是错误的. 照六朝以来的习惯用法,“英灵”也就是“英才”的意思.《礼记·礼运》有“三代之英”句,旧注“千人曰英”,即指才华超过千人而言.<尚书·泰誓》有“人惟万物之灵”句,是说人类在万物中要算最有智慧的,不能解释为灵魂。因之,“英灵”二字连用,亦即‘’英才”的意思,不能解为“已逝的作家”。 再看《北史·柳遗传》记载谢举称赞柳遣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隋书·李德林传》记载汀油执脸龙羊什省‘1肾何拥十常S伙”抓具价跌灿们早“益十”不备Hlth们尽“q浙的作方”     

寻根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

寻根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张学军一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所要寻找的文化之根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还要从寻根文学提倡者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来考察。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     

《柳如是别传》之"红楼因缘"考释

《柳如是剐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中的鸿篇巨制。其撰写“因缘”,虽可自多层面考释,然其与《红楼梦》一书之联系,却极为关键。不仅开端、结尾处有特剐提示,形式笔法之相似、主题内容之一致、大义精神之相通,均为两书关联之证。此一“因缘”的形成,固然有华夏文化传统为背景,而与《别传》撰写之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亦有非同一般的特殊原因。     

《巴黎圣母院》与《西游记》浪漫主义特色之比较

文章对《巴黎圣母院》和《西游记》这两部东西方文学巨著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从“情节与情景的幻想性、奇异性”、“语言艺术的喜剧性”、“场景描写风格的特异性”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异中之同”，求“同中之异”，以提高民族文学和他国文学的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纵横捭阖 求实举新──评龙长吟著《民族文学学论纲》

近读龙长吟先生的新著《民族文学学论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下称《论纲》），受益匪浅。《论纲》推出了一门新学——“民族文学学”。作为一项开创性工程，或诚如为该著撰“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誉宿马学良先生所说的：“开创性工程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本书所涉及的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很高，论述中必然有难以全面周到之处。”但该著那种锐意开拓的精神，纵横种阅的大气和脚踏实地的虔诚，确实令人耳目二新、感奋不已。建立“民族文学学”，笔者以为，这是文学研究史发展至当代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德国大文豪…     

《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

《唐且(一作“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今之标题为后人所加.《战国策》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之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以来,历代史志及书目大都归之于“史”部.其实,《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在史学上固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在文学上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其所记之事并非“实录”,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而策士之辞又多拟作、伪托,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创作”的色彩,难免为史家所诟病.然而虚构和想象正是文学的特征,“史学”意义上的黯然失色往往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增辉添彩.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那些历     

关于中国古诗中"柳树"形象的演变和陶渊明号为"五柳先生"的来由

在中国古诗中所歌吟的柳树 ,从《诗经》到唐诗一直带有着其极明显的形象。这就是说“别离”和“春景”的象征含义。这样的情况下 ,陶渊明自号为“五柳先生”。他的“五柳”和具有传统性柳树的形象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 ,陶渊明他的心目中怀有特殊的“柳树”形象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要探讨陶渊明自号 ,“五柳先生”的来由和时代背景。　　一、为何陶渊明独爱柳树陶渊明在他的《五柳先生传》中说 ,他家旁边有五棵柳树 ,因此取号为“五柳先生”。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亦不详其姓字 ,宅边有五柳树 ,因此为号焉。然而 ,陶渊明诗中提及了他家附近…     

也谈《桃花源记》的原型

陶渊明自彭泽弃官归来,著有“三大奇文”:一曰《归去来辞》,二曰《桃花源记》,三曰《五柳先生传》。这三大奇文影响巨大,而以《桃花源记》尤甚。 《桃花源记》问世之后,每逢乱世,人们就会想到避乱的“世外桃源”。因此,“寻得桃源好避秦”、“避秦何处是桃源”之类的诗句,就经常在历代许多人的诗文中出现。王维作《桃源行》、韩愈写《桃源园》、苏轼《和桃花源诗(并序)》以及现代学者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等,或追思陶翁,或考辨桃源,或“笑逃秦人”。不仅如此,在当今的地名中“桃源”亦用之甚多。例如,浙江天台县有桃源洞,桐庐县有桃源庄,山东曹县有桃源集,福建龙溪县和大田县均有桃源墟,江苏泗阳县有桃源驿等等,使人不免产生“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之感了。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边家珍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文章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刘熙载《艺概》说；“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市文取法孟、韩”。从韩愈、苏武、王安石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的叙事性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笔者经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元杂剧的语言风格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对于俗语的运用,有人认为是文学的退化,而梁启超则说:“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小说丛话》)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唐宋以前,我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到唐宋时期,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兴起。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就必然要求适应他们欣赏习惯的文艺形式。于是运用口语创     

“离骚”就是“劳商”吗?——关于《离骚》的题解

游国恩先生在他所著的《楚辞论文集》里,提出“离骚”就是“劳商”,是楚国故有的歌曲名。近年出版的《离骚纂义》又进一步阐明这一看法。他说:“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则《离骚》或亦楚人固有乐曲,如郢中之有《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     

文学“向内转”说异议

鲁枢元同志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载于《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后,在文艺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的确,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性质、道路和功能的问题,很有探讨的必要。本文就“向内转”说提出两点异议,以就教此说的提倡者和支持者。     

针锋相对 旗帜鲜明——《牡丹亭》“游园惊梦”与《琵琶记》“牛氏规奴”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既有继承,也有斗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艺术见解,往往通过论争表白,而有时也见之于创作。《牡丹亭》“游园惊梦”与《琵琶记》“牛氏规奴”(戏目为清人毛声山所标),就是创作上针锋相对的典例。 16世纪,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问世。通过写一对青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批判封建礼教,歌颂反礼教斗争,宣扬个性解放。全剧55出戏,第10出“惊梦”(通称“游园惊梦”)是关键性的一出。这出戏揭开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爱情故事的序幕,以下剧情便由此展开。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