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汉学商兑》的发轫、缘起及旨趣

汉宋分争是清学史的大关节,在前人论述中,江藩撰汉、宋学二记及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作为回应一事,是汉宋分争确立的关键。揆诸事实,《汉学商兑》的撰写实非激于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前人认识出现误差,主要缘于眼光多注意成书后的《汉学商兑》,未能考证其发轫、创意、成书的过程,导致诸多联系不能贯通,以此入手分析,自然无法全面认识其旨趣。而考辨其发轫、创意之经过,可确证方东树撰写此书之缘起,进而知其旨趣,明了商兑之所以然。探明此案,不仅可资认识方东树及相关学人在清学史脉络中之位置,更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所谓汉宋分争之发生、演化的过程,体会其具体涵义。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及其时代与思想背景

一、“科学的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从1923年2月到年底,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简称科玄论战)。论战在所谓“玄学派”与“科学派”之间展开.玄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绝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人生领域及人生观最终必然由自然规律和必然法则所决定和支配,也即必然由科学规律所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近代“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思想再评价

玄学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科玄论战”中的一种观点。它肯定了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生观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认为仅靠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限于当时形势，玄学思想受到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代表人物的严厉批判。但是，随着工业东亚的崛起和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玄学思想也随着人们对于文化传统的日益回归而逐渐彰显其独到价值。     

从“科玄之战”看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发生了一场“科玄论战” ,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科学派与玄学派。玄学派以张君劢为主将 ,科学派的领衔人物则是丁文江。这场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 ,当时几乎所有具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都参加了这场论战。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一１９２３年２月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在讲演中 ,他列举了五条理由 ,得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结论 ,他说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 ,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 ,故科学无论如何发…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关于科玄论战的几个问题

１９２３年２月，刚从德国回国的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宣称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激起一些科学家的义愤。地质学家丁文江首先起而论争，于同年４月，在《努力周报》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对张进行反驳，指出科学与人生观不能分离，科学可以支配和统一人生观。随后，其他一些名流学者也欣然上阵，由此引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简称“科玄论战”。科玄论战是在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的一次思想大论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文江哲学论析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潮的流变中，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一员“主将”。他以“科学之卫士”自居，其著述试图以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来认识自然与人生，因而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四个部分的论述，试图认识和总结以丁文江为代表之一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产生发展的途径与规律，为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进程助一臂之力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马克思主义敌人之间的一场混战,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正是这     

读《东西均》札记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中间,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据说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挑起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过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因此这场同假设对手的论战,就只能以“批判”者暂时宣告自己的“胜利”而留痕哲史。在批判中,对于最初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古人方以智,也遭到株连,进行讨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批判始终存在着疑问,有些同志一直认为“合二而一”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不能研究的科学禁区。我认为,要研究“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就必须对方以智在《东西均》一书中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原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