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中国NGO的公共服务角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NGO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和衰落,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管理格局,以及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博弈。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NGO步入了稳定发展、合理扩增的时期,而其与政府的合作仍处于社会治理中的灰色地带。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起,从"管"到"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和对中国NGO的重视,给了中国NGO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NGO如何在社会转型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具有时代性的积极意义。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走出控制与自治之争——现代大学制度下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新定位

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平衡,既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重塑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关键切入点.在强调共同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应当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是平衡双方关系的最佳选择.政府和大学双方都要转变思路,努力从争权走向合作,走出控制与自治之争,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彼此的期望而紧密合作.     

困境与选择：集权与分权间的垂直管理——以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为考察对象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在我国集权与分权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从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从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解决“条块”矛盾的平衡点。     

论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

冷战后的 1 0多年时间里 ,中国 -东盟关系迅速发展 ,正在向深度与广度拓展 ,双方的互信也进一步提升 ,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与联合宣言等 ,使双方的合作制度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 -东盟合作正在继续推进 ,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促进这种新型关系形成的根本动力 ,是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G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公共治理的新策略: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随着我国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今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公共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配套法律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从而使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陷入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将重建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和理顺政府外部关系相互结合,共同营造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C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论船货双方权利与义务之平衡——从海商法的正义到民法的正义

长久以来,我国海商法中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平衡的,它更偏向承运人利益,并表现在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总量不对等以及权利与义务不对应两个方面,形成海商法下的“正义”。《中国海商法》的相关条文有待补充与完善。回顾海商法发展史,从罗德—罗马法到国际商人法,从海牙—维斯比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历经了一条从货方“义务本位”发展至“权利义务本位”的发展道路。《中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遵循这种精神,平衡船货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形成民法上的“正义”。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 NGO 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本文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递送、融资、规制三个维度对 G 市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 NGO 之间互动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在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与 NGO 的互动在三个维度分别存在机构异化及服务投机化(递送)、制度缺陷与资源依赖(融资)、合同管理能力不足与行政干预(规制)问题。文章认为要突破这一困局,政府方面：系统内各级政府间应就政府购买服务的目的、理念等重建共识;着力培养作为服务监督方的街道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资助制度并考虑将“蛋糕”切细;更重要的是转变观念,给予 NGO 足够空间与信任。 NGO 方面：回归和反思机构的使命,认清社会服务最终要回归人的需要和社会价值;转变观念,参与社会福利服务制度建设;以平等、尊重的态度进行跨专业的合作。     

我国NGO能力建设的保障与策略

NGO的出现填补了我国“第三部门领域”空白,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比起国家和社会的需要,NGO的功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为此,NGO本身需要制定明确的公益目标规划,突出NGO核心竞争能力建设,完善治理结构,实现管理模式创新,寻求国际合作,调动有效的社会资源在公益事业服务上,以强化NGO能力建设。     

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对区域全周期治理的营造与影响——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动态考察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     

西方非政府组织转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迪马乔(Dimaggio)与安海尔(Anheier)研究NGO的历史视角出发,西方NGO发展呈现这样三个历史转型阶段——身份团体影响下的慈善组织时期、专业人士主导下的志愿组织时期及政府力量推动下的第三者政府时期。在市场机制影响下,NGO部门当前正呈现混合形态发展趋势。从对其发展背后的深层因素分析可见,转变中的贫穷问题及对其成因的理解影响了身份团体,专业人士,政府与市场不同实体间的角色转换,进而推动了NGO的转型。NGO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是另一影响NGO转型及NGO国际差异的关键因素。     

公立医院改革:寻求政府与市场之和谐平衡

公立医院的发展在市场化改革中始终未能摆脱结构性的失衡状况,其体制障碍与制度约束的路径依赖是失衡的主因.从各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来看,各种政策工具都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平衡点.不断由非平衡向动态平衡演进.根据中国国情,改革应以政府为主导,市场积极参与,构建各方协调、合作与制衡的"良性秩序"的新治理结构,重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公立医院的价值观,兼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积极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机制,健全监督与评估管理体系等.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试论农村NGO对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农村NG0研究视角

农村NGO对黑龙江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不过，由于乡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农村NGO自身的不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尚未理顺等原因又决定了农村NGO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拓展农村NGO发展空间；加强导向，大力扶持培育农村NGO建设；完善法律，保障农村NGO持续发展。     

评析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下南北关系的发展

韩国卢武铉政府执政后,出台了新的对朝政策即“和平繁荣政策”。3年来,“和平繁荣政策”的实施切实地推动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使南北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南北关系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展望未来,“和平繁荣政策”所倡导的对话、合作、共同繁荣仍是南北关系发展的主流。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