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下乡与基层治理双重回应的生成

以 12345政务热线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被广泛运用，调适了基层体制内权责关系， 是政府吸纳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数字技术难以对个体诉求精准分类和真实性识别，因而产生诉求信息拥挤。基层干部在面对诉求制度的回应规则时，其回应行为呈现出线上诉求回应与线下事务治理回应的二阶样态。一阶样态体现出基层科层组织内部关于诉求回应的权责调配和压力驱动逻辑。二阶样态则是基层干部在具体情境中与村民围绕诉求进行互动，体现为一次性诉求直接回应、模糊性诉求程序回应和不正当诉求化解治理三种策略。诉求回应制度提升了基层回应性治理的水平和效能，但此种干群互动是靠科层压力传导来实现，呈现出回应的被动性和后发性，这与我国群众路线所蕴含的干部直接回应和解决民意诉求仍有区别。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公民本位的原则。政府部门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则是评价政府治理绩效的最终标准。提高服务型政府回应性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必然要求,从我国现阶段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来看,提高服务型政府回应性需要加强服务型政府的自身建设,增强公民的参与能力,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和效率,完善政府回应的公正性。     

网络民意影响公共政策构建的力度和效度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了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质疑。其实，对于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层面考察，网络充当了一种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信息流动的载体，基于网络表达的民意同样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现实中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因而也应该成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构建公共政策的基础。     

积极推进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社会保障的多元主体充分整合和运用各类社会保障资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社会保障效用的最大化。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不同主体平等参与、合作共治。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应对各种社会保障问题、风险与挑战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城市社区中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平衡将促动社区治理范式的转换.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多元化、平等性的民主诉求,这展现了当今时代的精神反思和回应.同时,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需要一定的权益设计和安排,赋予其某种程度的生发机制,才能进而促进社区治理与社会和谐.     

当代中国农村地方治理与基层民主建设

当代地方治理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和挑战下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也在客观上促使我国构建富有弹性、回应性和创新性的地方治理模式。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地方治理和基层民主有了很大的发展。     

政府回应性及其提升途径研究

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不仅是扩大民众参与程度，也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权威的主要问题。政府回应机制由政府、参与途径和民众三方面构成，而政府回应性的缺失也主要表现在这三方面。因此，要提升政府回应性，也必须从政府主体建设、参与和回应平台建设、民众客体建设这三方面加快速度。     

源头治理——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实践及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源头治理可以缓解社会紧张度,克服社会离散度,增强社会认同度,重建社会信任度。福利建设是缓解社会紧张度的上策,发展福利服务有利于增强社会团结度,加强福利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认同度和信任度。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之争及其发展趋向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三者的争论。这些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国家、市场及社会三种力量在福利体系中作用如何发挥、角色如何承担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向综合的＂社会取向＂发展的趋向。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表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保守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其本质是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迈向综合的＂社会取向＂。这一演变对我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在福利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形成良性运行的福利机制。     

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递送研究:历史、困境与路径

残疾人社会服务递送承接着福利资源分配和服务供给,是残疾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核心环节。在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发展历史中,服务递送呈现出从管制到治理的范式转换。目前,在多元治理理论视域下,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递送衍生出四种类型,服务递送体系初步形成。然而,递送系统的官方主导造成社会组织发育迟缓和服务递送乏力等发展困境。为了打破服务递送瓶颈,文章提出“递送主体优化整合”和“递送流程优质再造”的路径选择,以实现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递送的效能提升,进而达到实现残疾人福祉之目的。     

《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以增强政府公共服务性为导向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现行《矿产资源法》已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其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计划性、管制性模式正严重制约着中国矿产资源战略的实施,不利于矿产资源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在《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中,如何体现政府职能由单纯行政管理向增强公共服务的转变,是《矿产资源法》能否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政府在矿产资源管理中的角色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导向增强公共服务性发展是亟待修改的《矿产资源法》基本的价值导向。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以宜昌市“法务网格工程”为例

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应当以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为时代背景,以服务民生为最终目标,以法治为强制保障。在此理论视角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需要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重构治理主体,在限制与开放的平衡中调配治理权力,在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中优化治理方式。     

迈向参与回应型政府——我国第三社会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第三社会部门在神州大地上的蓬勃兴起,使政府、市场、社会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得以有限理性为逻辑前提的参与回应型政府已显露雏形。为推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与完善,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做到信息公开、自身职权界限明晰,以及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治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新热点

治理理论认为 ,公共管理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 ,强调社会管理力量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重要性。它的兴起 ,与福利国家、市场和等级制调节机制发生的危机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治理的网络管理系统内在的矛盾和社会环境的不同 ,该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