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杨朱人生哲学新论———从老子到庄子的摆渡

杨朱是一位原始道家哲学人物，他以自然主义感觉论即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为地基，以物我、人己、生死、名实等范畴为构架，构建了其“重生”“为我” 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体系。与列子一样，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丰富了庄子的生命哲学，所以，学界有“老、杨、列、庄”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偏颇，自孟子以后，杨朱“轻物重生” “人人为我”的思想被曲解了，成了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实则，杨朱“重生” 的实质是“贵义”，其“为我”的目的是“为人”。杨朱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全性保真”为宗旨；在思想上，反儒非墨，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虚伪，而且害性伤真，墨家的兼爱、利他则虚妄不实。因此，具有理想个人主义思想的杨朱主张以“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 的自治来对抗儒家礼乐的君制，以自爱、自利、尚异来取代墨家的泛爱、利他、尚同。而杨朱张扬主体的思想则富有积极的现代性。     

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

杨朱的“为我”、“重生”思想与墨家不同 ,但在“反社会”上和墨家有共同的理论指向。《列子·杨朱》的“名实”观点和先秦“名实”论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范围。《列子·杨朱》继承了杨朱本人的思想 ,并以他的思想为材料 ,着重发挥其“反社会”的一面 ,用来反映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礼·仁·中·生: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

自由可以在多种意义上理解.儒家别开生面地设计了一种道德自由,描述了一种道德境界,并就这种道德境界的可能实现做了精辟入微的探究,为道德建设和心理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援意识和思想资源.该文在指出儒家道德境界的同时,力图从"礼"的理性自觉、"仁"的内在培育、"中"的方法运用、"生"的境界提升等向度,挖掘和深究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关键所在、方法原则、动态过程以及内在逻辑理路.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墨家逻辑的科学地位和当代价值

墨家逻辑和西方逻辑都研究了推理及其正确性问题,都认为前提和结论之间是一种"必然地得出"的关系。但墨家逻辑由于与社会现实需要联系更加紧密,它主要考虑的是证明和反驳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对一般推理形式的研究,而且由于解释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的实际需要,墨家逻辑更多地偏重于关注概念内涵之间的关系。墨家逻辑对于当代世界逻辑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儒家之学重在工夫

一部《论语》从头到尾都是讲工夫的,儒家的基本经典也主要是论工夫。虽然儒家也研究本体和境界,但是,工夫才是最基本的。工夫是儒家论说的出发点。没有工夫,本体将与人无涉,毫无意义;没有工夫,境界也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哲学是工夫形而上学。基于这一认识,则可以较好地理解儒家哲学的本质,亦可避免其研究陷于"玩弄光景",或落入以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而支离中国哲学的窠臼。     

王夫之对老子“有无”境界的思维研究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于"有无"问题的讨论起于老子,而止于王夫之。王夫之对老子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老子"有无"观及境界形态哲学思维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以儒家实有思想为思维基础,辨析老子以"有无"为核心的境界形态思维方式,赋予"有无"以实有的哲学意义,论证了儒家实有形态的境界观和哲学思维。     

杨朱及其思想再考

杨朱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历了兴盛、衰亡与活化的历程.近代学者对杨朱的生平事迹、学派归属、思想义旨、后学分化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辨.综合观之,杨朱是战国初年淮河流域的著名道家学者,思想上以"为我""贵己"的人生哲学为主.杨朱关注生命个体的价值理念源于老子,对庄子及黄老道家的重生、养生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存《列子·杨朱》篇是魏晋之作,但与《吕氏春秋》中的数篇可以共同作为研究杨朱后学思想的史料文献.杨朱后学出现"忍情性"与"纵情性"的学派分化,于秦汉魏晋时期形成适欲与纵欲的思想潮流.     

论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思想“说”的研究

推理是墨家逻辑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说"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梁启超用西方逻辑知识,较为明晰地对"说"加以界定,揭示"说"推理的依据,探讨了"说"的具体形式,让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墨家逻辑的推理思想,体现了墨家思想的逻辑价值。     

谈墨子学说的理论建构之魂

墨学与儒学曾并称于世,但后来却命运迥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对于墨学中的思想,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认知,尤其对墨学理论"大道",即理论的精髓和灵魂的理解,更是出现了几大派观点.但综合研究分析墨子的生平资料及《墨子》一书就会发现,墨子不是在用一些固定不变的观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而是用一种开放的思维来思考现实问题,依现实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学说.可以说,墨学"大道"即在于"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墨子常提的"义".而"义"又等同于"利",这"利",依胡适的观点,不是物利,是在人生行为方面.人生行为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利的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能被实际应用的"利"才是墨子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利".所以,研究墨子的思想,就不能用静止的观点,把墨子"十论"静态化来比附现实,并在此种意义上来评说墨学.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关于孟子思想之新诠释--以政治思想为中心

孟子的“仁义论”是综合原始儒家的“仁”论与前期墨家“义”论而形成,但是孟子将“仁义”概念结合于他的“心性”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涵义。由此,孟子政治哲学确立了超阶级的普遍性与道德对于世俗权利的优越性。我们将具备此含义的孟子之政治思想称为仁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仁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构成仁义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所蕴涵的意义与问题。     

国家的合法性:柏拉图、儒学与我们的相遇

国家合法性问题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源头处即已被思考。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与儒学的国家理论在国家合法性问题上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 ,这就是他们都从超验的层面和经验的层面来提出自己的论证。一方面都强调有一个超验者作为国家永恒的根源 ,但是同时也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这些告诉我们 ,今天的政治哲学必须放弃极端自由主义、告别乌托邦 ,同时 ,重视道德因素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罪孽与新生--走下神坛的儒家

从哲学的角度将儒家思想分为原始思想、演绎理论和演绎理论社会化的结果三个层面,主张立足于儒家原始思想层面,还其作为"百家争鸣"中一家的地位,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同时,将儒家思想的精髓归纳为"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先富后教"、"先教后刑"四个部分,阐释了其思想内涵及在各个社会领域对今天的借鉴意义;认为必须在共产主义道德观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尤其要注意避免其负效应.     

论汉代国家宗教中的君权与神权

汉代的国家宗教,是通过对由来已久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进行儒学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儒学化改造,大致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吸收、置立五经博士、重建国家祀典等方面。这些改造虽然是儒学化的,但值得注意的则是渗透在其中的君权力量,君权在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个体幸福与社会兴利的诠释——伊壁鸠鲁与墨子幸福观之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学史上,伊壁鸠鲁和墨子分别对幸福观问题做了自己的阐发,并形成各自独特的伦理学体系。在这两种思想基础差异较大的理论中,对个人合理欲望的肯定和对社会幸福的追求是相似的;而对个人幸福的关注程度和实现幸福的途径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对这两种幸福观进行比较研究,对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儒道墨三维和谐的管理观

儒道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都曾有过显赫的地位,注意挖掘和利用三家资源,探讨当代中国儒道墨三维和谐管理观,意义深远。儒道墨作为管理体系中的三个支点,它们之间是有机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墨是根基,若无儒道,根基不能自美;儒是连接墨道的纽带,若无墨道,纽带则无意义;道是儒墨的升华,若无儒墨,道则无所加。注重社会和谐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魂灵,无论是"仁爱"、"道爱"还是"兼爱",皆体现了和谐的管理境界,可谓是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