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丝·赫勒论道德相对主义

阿格妮丝·赫勒对道德理论的思考主要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思考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性条件下道德的相对主义状况。现代道德结构的变化、抽象道德规范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共存与冲突展现了现代性条件下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引发了现代道德哲学的困境,赫勒的道德理论针对的就是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并试图基于现代性条件下道德状况的这种变化建立一种实践商谈伦理学。     

良知与责任:赫勒关于现代性问题的道德哲学探索

通过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道德困境,赫勒十分敏锐而细腻地揭示了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世界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从唤醒个体良知和道德责任入手构建了一种为现代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道德哲学。她呼吁现代人追随好人的脚步做一个好人,并指出好人和最好的道德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道德自律中,即选择自己成为好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人。尽管赫勒探讨了现代道德和时代精神重建的可能性,指出了现代人的命运和责任,但她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或多或少浸透着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伤感。但是无论如何,赫勒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反思都是当今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研究踪迹

新世纪初年,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文化产业等方面展开,拓展了"后学"研究空间.学术界对后现代性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本文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中考察后现代研究中的争论,对后现代激进哲学--解构哲学思想、后女权主义思想、多元论思想等加以分析,进而透过后现代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考察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神学问题,并对后现代文学艺术之维的多元话语透视等几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后学"研究的最新学术轨迹.     

赫勒关于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重建的思考

在现代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危机的各种反思中,从道德视角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赫勒对现代道德理论的重建主要是围绕着"好人存在,但好人何以存在?"这一道德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最终落脚干对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的重新阐释.赫勒转换了道德规则划分的标准,即从按照层级划分变成按照领域划分.详细论述了现代社会中道德准则和法则、道德原则和格言等多样性的道德规则,并强调,多样性道德规则的内化对于消除外在道德规范和个体的内在自由之间的张力具有重要价值.正是通过对道德规则的一系列重新阐释.赫勒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道德重建的改革方案.     

赫勒与马尔库什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赫勒与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都将文化概念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都指出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悖论性存在.然而,在基于文化悖论的现代性危机究竟是什么,如何对待现代性文化悖论上,赫勒与马尔库什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马尔库什认为,现代性同一性规则消除文化悖论的企图正是现代性危机之所在,赫勒却认为,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就应该取缔文化悖论.二人对克服现代性文化危机的不同努力反映了布达佩斯学派的内部差异.     

赫勒在何种意义上误读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

在《马克思与现代性》一文中,赫勒从现代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和人类存在的偶然境遇出发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归为如下论点:现代社会具有动态性、未来指向性、工业化和扩张趋势;现代社会是理性化和功能主义的;科学将取代宗教成为知识积累的基础;传统习俗和美德逐步丧失;某些价值或准则日益普遍化;创造与阐释的准则日趋消亡,对与正确的概念多元化。同时,她还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与其历史哲学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质疑。文章指出,赫勒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理解与质疑多为误读,并揭示了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     

导引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之维

米哈伊·瓦伊达(Mihaly Vajda,1935—)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同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同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长期在卢卡奇影响下开展理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卢卡奇去世后,赫勒和费赫尔夫妇、马尔库什夫妇移居澳大利亚和美国,而瓦伊达继续留在匈牙利。因此,人们对瓦伊达的关注和研究相比于布达佩斯学派其他几位成员要少一些。在我国学术界,对赫勒、     

现代、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迪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发展,现代性和后现代语境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话题,诸如后现代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都是中国当下文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热点.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论界几乎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有主流学者的作品,真可谓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至2008年,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我国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有质量的文章.     

空间优位与认知图绘——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评析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既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战的背景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应运而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时间体验主导的,后现代社会是由空间范畴主导的,特定的空间转换可以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进而言之,现代主义是时间性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是空间性的.由此,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詹姆逊对空间尤为关注,形成了其后现代空间理论.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强调空间优位,有其自身的形态和特征,能够以"认知图绘"加以把握,为我们研究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定借鉴.     

《猫的摇篮》中后现代框架下的现代性

库尔特.冯尼古特虽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代表之一,但他的作品中却往往蕴含着明显的现代性。小说《猫的摇篮》,在游戏般的情节脉络,片断式的表层结构和元小说的叙述模式的后现代框架下,采用象征手法反复突出"猫的摇篮"这一意象的虚无特征,揭示了他对荒诞世界里现代科技的无节制发展所导致人的日趋异化及人类生存状况恶化的忧虑,显露出现代性的痕迹。后现代与现代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不同于现代主义。后现代在对现代的背离和叛逆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多元主义的现代性批判

杜红艳在2014年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月刊撰文指出,布达佩斯学派是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一支,现代性是该学派的理论聚焦点。四位主要代表人物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如下:阿格妮丝·赫勒认为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推动力,但现代性在简化人的生活程序的同时也简化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针对这种情况她提出应以多元主义进行现代性的重建,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多元主义、视角主义的方法补充到现代社会,以维护多样性,防止统一性侵蚀人存在的意     

规范的文化概念和历史性的文化概念——赫勒对马尔库什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分析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尔库什和赫勒始终都在关注着文化现代性问题。赫勒和马尔库什都对社会相关性作了一种哲学承诺,但是赫勒选择了合理性的乌托邦的规范选项,而马尔库什长期以来倾向于彻底的历史主义原则。特别是赫勒创造性地将第三种表达愿望的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引入了马尔库什的理论中。与这种规范的文化概念相连的原理、轮廓和诊断被赫勒发掘出来,并与马尔库什最初概念中的历史性选择交错进行。可以说,赫勒阐释中的某种劣势与她的哲学理解的乌托邦渴望密切相连。     

超越正义,回归多元生活世界

正义问题一直处于西方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伦理哲学研究的显要地位。赫勒认为,以往的正义观主张的是静态的正义,造成了正义的伦理维度和社会政治维度的分裂。在赫勒看来,正义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正义,回归多元的善良生活。     

在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再解读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现代性悖论的消解与社会技术的创新——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技术哲学思考

现代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标志着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对现代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的提炼、概括和张扬。现代性的根据和基础是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现代性一经形成,又规范、制约着现代化运动朝着“现代”的方向去演进。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已经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这正是“现代性”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只关注现代性的正面功能,而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可能成为泡影。“后现代性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性的自我完善、补充与提升。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看,解决这两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技术创新。     

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反思——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

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科学,“现代社会向何处去”是社会学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达成为根本追求,因此,社会学理论实质是社会建设理论。如果把因现代性的发端与扩展而兴起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那么就可以把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后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建设性与反思性是社会建设理论的双重品格,一直贯穿在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由理性主义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现代人内在的知识冲动和精神冲动,即对本真性的追求;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冲动,即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理性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这些内容在构建西方现代社会中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最本质的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存在的三种状况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这三种状况分别为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发展的偏差、理性的僭越.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中国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

中国社会现代性蓬勃发展——以“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为标志——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干扰和影响,这使得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后现代性扮演着早产儿的角色。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仅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是对不同社会状况和社会特征的社会理论概括,在中国,二者的并存彰显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失衡。因此,在全力推进现代性车轮向前滚动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由之路。     

后现代社会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的挑战

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共同诞生于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之中,"思想性"的社会理论和"科学性"的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后现代社会理论登场之后达到了新的临界点.后现代社会理论总体上对现代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质疑、反本质主义与整体主义、知识论上对"普遍真理"的消解以及对边缘话题的关注,全方位解构了以科学性为核心的社会学,预示了后现代社会学的基本趋向:在反思社会学"科学性"、客观性和把握社会规律可能性的前提下,坚持对社会学常识的反思;倡导多元主义警惕话语霸权;关注偶然性和边缘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