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表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问题。应以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终目的,通过实施道德矫治,以期增强新生代农民的道德主体意识,使其行为与社会保持协调,促进主体角色转型,最终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日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活跃开放,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制度的壁垒和文化的差距使他们产生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惑。城市融入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现实困境和主客观诉求,探讨解决其文化生活匮乏的长效机制和现实路径,发挥文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养成、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桥梁作用,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文化融入和城市适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而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构建住房资源动态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与融入城市路径研究——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的调查分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由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面临的问题令人堪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机制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区存在经济融入难、政治参与难、社会保障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牵动着城市发展的神经。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难问题,需要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就业机制、城市社区准入参与机制、城市社区保障机制的三管齐下机制,使他们不再是城市化的"边缘人"而真正融入城市社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及对策分析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日渐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城市目前还没有完全接纳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特征等方面,全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为我国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及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突破心理健康教育的瓶颈,提升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和综合素养,需进行科学的引导和管理服务。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服务体系,必须明确具体的建设路径走向并实现相应机制和制度建设的创新。     

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消费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对创造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影响日益凸显。以珠三角地区为分析样本,考察作为一个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群体,在乡城流动背景下新老代际间的群体结构转型与身份建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乡城流动背景下,经历了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的结构变化。与此同时,珠三角大都市的消费主义巧妙地融入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消费世界,冲击了这一群体传统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激发出青年农民工内心中的消费欲望,为之提供了新的生活参照,使之由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向。消费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同时也作为一种去"农民工"身份的主体行动,强化着他们体验、想象和建构新身份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明显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他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是基于对商品外显符号意义的考虑,目的在于实现对其社会认同的重新建构.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悖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此种悖反一方面体现为其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认同内部结构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混乱的社会认同状态下通过畸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建构新的社会认同,是对于其城市边缘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抗争,以期借此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现代性与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问题及出路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较大差异,他们的恋土性消失、发展性增强、城市性显现,表现出更趋现代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制度性障碍、保障性积弱、承受力脆弱的问题,使他们身份双重化、生活边缘化、心理失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需要建立农村的退出机制、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群体,在交往中出现了空间转移、对象变化、交往媒介多样化及意识形态异化等新特点。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制度;加强城市新型城市文化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     

现状与反思：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的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代际更替中已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较之父辈,他们身上消减了对农村土地的依恋情结,增强了对流入城市社会的决心和憧憬。然而,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这使得“新市民梦想”与“城市融入”的实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政府及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并需共同解决的严肃社会问题。     

心理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基于多学科的方法,探究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理,通过对长三角82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构建了研究模型,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心理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深层次的融入,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企业与社会应强化以员工帮助计划为核心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通过提升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长效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