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赋》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

陶潜《闲情赋》约作于彭泽致仕归隐期间,是一篇神采丰盈、文情并茂的小赋。但是萧统在《陶渊明集》的题序中却说: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萧统抑舍《闲情赋》,偏见颇甚;纠之使正,似有必要。一讽谏源于《诗》《书》,而孔子政教诗学观之初成,汉儒对其说妄加发挥,强化了讽谏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乃至郑玄把《诗》     

人生思辨的形象写真——陶潜《闲情赋》新探

《闲情赋》是陶集中的特出之作,素有“艳赋”之称。因其立旨隐晦,问世千余年来,颇费猜寻,多有异说。本文意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博采众说,贡其一得之愚。 《闲情赋》研究概况 一、历代说法 通常论战,苦于作者无言,《闲情》则不然。赋前小序明说为“奕代继作”,“闲”乃“闲正”之意,即所谓“检束制约”。本意似在免却闲言。岂料梁萧统评曰:“白壁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陶渊明集序》)否定矛头直指陶序,并坐实     

描写爱情心理的杰作——《闲情赋》

<正> 陶渊明的《闲情赋》从南梁萧统直到清末王闿运等人,看法分歧甚大;誉之者认为意本《风》《骚》,与屈赋等价;贬之者却看作狂放的色欲文学。惟鲁迅评价最确当,说这篇赋“很摩登”,“是大胆的”“胡思乱想的自白”,是“坚实而有趣的作品”(《〈题未定〉草(六)》,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的这个评论涉及许多需要论述的东西,一篇短文力不能及,本文只就该赋描写爱情心理的突出成就谈谈看法,就正于学界。鲁迅以“很摩登”三字评论它,并非率尔之语。魏晋是人性开始觉醒的大时代,文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子虚赋》、《上林赋》辨正

《天子游猎赋》是西汉司马相如的天才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天子游猎赋》几乎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认为,是《昭明文选》把游猎赋分成《子虚》《上林》二赋,其实这个错误从魏晋之际就开始了。如潘岳《关中记》所载:“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左思的《三都赋序》说:“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晋灼于“庐橘夏熟”一段注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郭璞注也割裂为二篇。萧统《文选》沿其误,题为《子虚赋》、《上林赋》,分属二卷。李善于《子虚赋》题下引《汉书》本传,也未明言这是误分之篇,非相如前作的《子虚赋》。此后,这一错误似乎成了定论,无人怀疑。《贞观政要》记载唐玄宗对房玄     

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

<正> 汉代最宏伟的诗篇是京都长赋。在萧统和其门客所编的《文选》中,赋被排为第一种文体,而赋的第一类即为“京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又被列为首篇。萧统如此看重京都赋,大概是吸收了著名理论家刘勰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认为,赋中类似以京都、宫殿、苑囿、畋猎为主题的篇章,其功用是“体国经野”。这一叙述,本来自《周礼》首章《天官冢宰》,它反映了赋的思想,即不管什么题目,赋最关心的是国家,广而言之,就是王朝和帝国。因此有关京都的赋比有关游历     

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

<正> 关于《文选》的编者,笔者相信传统的看法,曾在一篇谈萧统的文学趣味与《文选》选文趋向的文章中说过,“《文选》虽然并非萧统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他手下的文人学士如刘孝绰等人在编务方面大约做过不少事情,但无可怀疑的是《文选》本身确实反映了作为主编的萧统的主张”;同时在附注中批评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以为《文选》的取舍浓厚地反映了刘孝绰的意向、与萧统关系反而不大的主张,评为“持论未免有所偏至。萧统乃是一位内行,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闲情赋》译注析

【写作时间】《闲情赋》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陶渊明22岁。据丁洁然先生“《闲情赋》当作于《五柳先生传》以前，即21岁到28岁之间”之论（见《闲情赋》新探，载《江海学刊）1987年6期）。     

《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进行更改或抛弃。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荀子·赋篇》在文学史上首先以“赋”名篇,时间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若干年来,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但是,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只着眼于它的篇名进行概括的评说和笼统的比附,以说明楚辞的发展去向和汉赋的渊源,对几个根本的问题则鲜有涉及。因而,在阐述、揭示我国诗歌辞赋由春秋战国向汉代的发展轨迹方面,也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荀子·赋篇》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一、它到底包括几篇?二、其中所含各部分是否都是“赋”?三、它们分别作于什么时期?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如有的人所笼统说的,都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闲情赋》之于"宫体诗"的影响考论

《闲情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深刻的.其实,在鲁迅与闻一多的相关论述中,已了然有《闲情赋》对宫体诗直接影响的信息.宫体诗的出现与《闲情赋》具有同样的生态背景,《闲情赋》除了其骈俪而华美的语言形式外,在描写对象、表现内容和情调上,也都适应了宫体诗的胃口和发育.二者最为一致的地方是:追求声色美艳的感官感受,追求幽怨怅惘的悲剧情氛,追求轻艳华彩的美学效果.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揭示的赋体骈化轨迹

刘勰《文心雕龙》为赋体所画出的骈化轨迹是:起点自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再由此到达东汉张衡、蔡邕;接下来发展到魏晋赋家。同时,又把骈赋起始阶段和真正形成阶段的不同特点分辨得非常清楚。但它描述的过程和范围还有局限:对赋体骈化的初始阶段和形成过程的阐述比较详尽,但是对骈赋的高潮期———南朝骈赋没有论列,所以不够完整。同时对骈赋作家作品的分析和介绍也有片面性,主要也表现在对南朝的忽视。然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萧统的《文选》做了很好的补充,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文选》最突出的特色是因“选”达“旨”,有关赋体的骈化轨迹,也是通过其选文体现出来的。应该说,通过考察《文选》所选之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赋体骈化从初始到高潮的完整过程。     

赋的文学特性与《文选》列赋为首的原因

赋的文学特性与《文选》列赋为首的原因张廷银对《文选》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但其选赋为首这一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清人章学诚曾对《文选》冠赋为首提出疑异：“每怪萧统《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竟效法之，为不可解。”①因...     

荀子文艺美学思想管窥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是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所著《荀子》,除哲学论文之外,还有两篇是由61篇文学作品所集成:《成相》篇收入56首用通俗民歌体写成的作品;《赋》篇收入5篇小赋。刘勰给这些小赋的评价是“象物名赋,文质相称”(《文心雕龙·才略》),并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荀赋中的两篇,在这指代荀子赋体的作品),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荀赋对赋体文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可以说,荀子不但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有影响的诗赋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还发表了不少文艺美学方面的言论。他的《乐论》篇,是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