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维度中政治参与的域和度

政治参与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过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治参与发生在什么领域?依据什么来规定政治参与的程度呢?体现政治伦理精神和生态伦理价值的政治参与应该发生在由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自在世界所构成的广袤领域中.而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集体意志和行为的集合,其所及应该是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事件或行为,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影响力即外部性来规定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自在世界的参与程度.     

协商政治：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

协商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中国的协商政治根植于特定的公共价值预设。在特定公共价值的统领下,中国政治形成了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制度,协商成为政治过程中联结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的基本机制。由于公共价值根基的差异,中国的协商政治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民本思想,士大夫是落实民本思想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践行人民性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在赓续传统协商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它将在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展。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及政治伦理的关系解读

行政伦理以研究行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具体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的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应然性道德规范和准则。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分属于行政领域的不同研究层面,行政伦理高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是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是一种包括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一种广义责任,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的共同研究领域;政治伦理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追求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解决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为目标,而行政伦理是工具性价值和公共性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标。     

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活动方式、本质、功能和价值的发展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活动的方式应从单子式主体向交互式主体发展,活动的本质应从工具性向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发展,活动的功能和价值应从侧重社会功能、社会价值向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只有认识并积极适应这种发展,才能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三重困境——基于政治伦理的分析

"协商民主"是与道德价值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形式,它的兴起契合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价值,受到了极力推崇.但是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它至少存在着三重困境:一是协商参与者究竟是个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构成了协商民主的主体困境;二是公共理性作为协商民主的原初状态还是推理结果构成协商民主的过程困境;三是维护多元主义还是追求一致性的利益构成了协商民主的合目的性困境."协商"仅仅是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全部.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的精神伦理,比单纯地追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更为重要.     

政治的价值性与政治伦理诉求

政治既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政治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价值结伴而行.政治价值是政治主体通过选择特定的政治客体,并通过政治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的政治生活进行评判,藉此实现对政治生活的范导,并通过价值正当性功能,论证政治的终极价值关怀以及构建理想的政治社会模式.政治价值具有至高无上和统摄性的价值位阶,贯穿政治制度体系和政府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主体,从而构成政治伦理的基本框架.     

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与社会政治转型

政治参与模式是指构成政治参与的诱因、目标及实现方式等要素在互动作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类型.政治参与的目标和诱因决定着参与的具体形式和程度.本文根据参与主体的目标和行为诱因把政治参与模式划分为信念要求型、信念支持型、分配支持型和分配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的类型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对社会政治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期,同时存在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与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因此,社会转型期将充满着不稳定的风险.通过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强化公民教育,将有助于降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风险.     

政治参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础,是造就人民公仆的重要机制.构建政治参与机制,亟待解决4个问题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是提高政治参与质量的组织保障;确保公民拥有对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选择权、批评权、监督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核心内容;以公民权利为本位重构法律制度,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质量的法律保障;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基本路径.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公共舆论:提升民主政治回应性的有效路径

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有权使政府以及他们的代表们同意接受公众的意志和意见.为了在社会成员不能普遍参与的条件下仍能实现较为普遍的政治参与,现代社会往往采用代议制.但是,体现代议制基础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充分和有效地代表社会成员的现实诉求.作为汇聚人民声音的公共舆论,在政治过程中日益成为一支积极影响政治系统的力量.同样,现代社会奉行以规则行事的方式,使公共行政资源和行政官员的精力过多地消耗在维持公共行政的程序化、格式化等形式方面,而缺乏对社会成员诉求灵敏的和多样化的回应.只有公共舆论,才能在双重意义上既保证行政官僚对社会成员的有效回应,又保证行政官僚对规则的遵守.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担负了三种不同的角色,继而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功能.大众传媒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公共管理的客体之一,发挥着环境监测、文化传承、娱乐休闲和广告营销等本体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大众传媒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沟通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大众传媒还是"国家与社会阃的第三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发挥着政治参与和舆论监督功能.     

论区分宗教活动领域的三个界限

本文旨在将宗教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适当的活动领域.神圣与世俗的分野是现代社会粗略区分宗教活动领域与非宗教活动领域的界限,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条界限将无数次被逾越.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定性.政治领域不是宗教社团的禁入之地,而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应当遵循合法的途经积极参与的领域.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提供了另一界限,但宗教的公共领域是一回事,而宗教对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混淆.区分宗教的活动领域需要了解上述三个界限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对它们加以综合运用.     

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政治".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因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向这种主流的"政治观"提出挑战,底层政治实际上也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     

西方闲暇与公众政治参与

随着西方欧美国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福利制度的全面落实,公众闲暇时间不断地增多,通过对西方欧美国家公众在闲暇时间从事政治参与的状况的考察,发现闲暇时间公众政治参与已经是这些福利国家的普遍的现象.闲暇是公众积极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和参与议题的方向,公众政治参与是闲暇的公共价值实践,是一种高质量、高水平的生活,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闲暇.初步探讨了闲暇与公众政治参与的关系,尝试着为普遍创建有闲的创新型社会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视角.     

论和谐社会视阈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和变迁的真正原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新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一是个人视角与社会视角统一;二是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协调;三是人文精神与政治诉求和谐;四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并重。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政治协调的梗阻与政策路径

区域公共治理过程中,单一中心治理带来的政治协调的障碍主要在于: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区域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区域公共治理绩效评估的梗阻.从政策系统分析主要是三个层面原因:政策主体上,政府利益自利性侵蚀公共性;政策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缺失;政策组织上,科层结构导致传导机制扭曲.要消解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梗阻,选择或创新区域公共政策的政策工具、运行机制和政策过程,主要在于构建区域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体系、建设开放性区域公共政策体系、创新区域公共治理模式.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