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岂能还原陶渊明诗人的本真——《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献疑

田晓菲的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试图以传写中手抄本的不确定性为前提,大胆解构文学史上久已形成的陶渊明形象,还原这位隐逸诗人的历史真面貌.但由于文化观和方法论上的谬误,非但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反而造成了陶渊明形象的严重失真,把他贬为一个汲汲于功名而又心机颇深的庸俗文人.这种解构,最终导致的是中国优秀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毁弃.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陶潜的饮酒诗》为中心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在其研究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关于陶渊明诗文今译的思考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名人，以他独有的思想和人格一直在激励着历代的人们；以他的光辉艺术实践启迪着一代代作家。陶公的诗文为古今众多的读者所钟爱，致使陶渊明热经久不衰，走向世界。     

陶渊明仕隐歧说刍议--冈村繁与龚斌的陶渊明研究比较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著名的田园诗人,他有着五次入仕并最终归隐的经历.历史上关于陶渊明的入仕顺序有争议,日本的冈村繁先生选择了陶澍一派之说,并进而认为陶渊明是不负责任、背信逐利的假隐士.本文以冈村繁的<世俗与超俗>和龚斌的<陶渊明传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取证方法、文化阐释及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加以比较,以揭示在陶渊明仕隐问题上中日学者不同评价的原由.     

谈陶渊明的“乞食”与“躬耕”

陶渊明的形象似乎也经历着一个发展过程,由“隐士”、“徵士”到田园诗人,再进而到农民诗人,甚至成为“农民社会主义”者。总之是越来越“革命化”。为了使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就要论证他的生活是劳动化、贫困化的,是与一般普通农民一样的,于是,一些人硬给他穿上了几件带有现代化痕迹并不可体的衣服,被描绘成了与他的本来面目并不完全一致的形象,似乎归隐后的陶渊明真的成了衣褐荷锄躬耕陇亩的农民诗人,晚年甚至还作了沿门乞讨的叫化子。 事实真的完全是这样的吗?我们还是用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考察他,还他以本来面     

陶渊明咏酒诗探讨

酒是陶渊明诗文中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意象.他借酒托兴,述怀写意,正是陶渊明把酒与诗,把酒和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将酒作为表现精神世界的主要意象,使这一客观外在之物转化为主观心灵的内在之物.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在诗歌中表现饮酒并把它确立为一个重要文学题裁的诗人,从此酒与中国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论笛福笔下中国形象的两极性

小说家笛福对中国的负面描写一直被国内学界视为英国文学史上诋毁中国的一个极端典型.相比之下,他对中国的美化想象很少受人关注.本文聚焦于笛福涉及中国的三部作品,阐述中国形象在笛福笔下的两个极端,说明两个对立形象源于作家对欧洲文学史上中国想象的再度描述,代表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同一作家笔下的两个对立形象对于我们理解异国形象在文化想象中的功能具有启发意义:对异国社会和文化的想象摆脱现实真实性,依照创作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意图呈现丑化或美化,表现为优于本国现实的乌托邦他者,或者不如本国现实的一个劣等他者.异国形象的文学想象这种无需以现实为摹仿对象的特点使形象本身享有较大自由度和易变性,但同时,形象往往以一个“异己的他者”作为创作原则,使得异国形象描写受制于社会政治功能,使得形象成为套话,阻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作为表述作家个人立场的象征方式,笛福作品中两个对立的中国形象代表了作者本人对英国社会的矛盾态度.     

中国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首先在唐代入画。其画表现的是仙人的生活,风格以“魁奇”出俗为主,与宋代的淡远风格不同。历史上第一位有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第二位是元代赵孟頫,他对李公麟画法有继承也有开拓。宋元人请陶入画与他们崇敬陶渊明的态度密切相关。明清两代与陶渊明相关的画很多,陈洪绶的陶渊明画是很有特色的一家。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如它表明陶渊明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和画是相通的,而中国的诗和画之间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应该注重以优秀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深入研究等。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从艺术家的需求满足看陶渊明的自我实现

本文结合马斯洛关于艺术家进行创作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这一理论 ,对陶渊明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新的诠释 ,认为陶渊明一直深藏着“著文章”以“自娱”、“赋诗”以“乐其志”的自觉 ,充分体现了其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追求。以诗文传世的思想和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造就了陶渊明 ,他正是这样以文学创作这种精神生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从而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 !     

接受、互动与自我化——论陶渊明与古贤先辈的和谐

陶渊明对古贤先辈是极其敬仰的,他神交古贤,追慕先辈。古贤先辈既是陶公的知音和异世之交,又是他的榜样和精神支柱。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陶渊明对古贤先辈有一个接受、互动和自我化的过程。他批判地吸收古贤先辈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他所选择的处世和生活方式,既现实又崇高,既利己又利人。他的"自我化"是类型化和个性化的高度统一。陶渊明是不可"复制"的典型化形象。他站在了魏晋时代和后世大多数时代的最高峰,成了一个显赫的文化符号和核心价值标度,是人所景仰的文化珠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和恒久影响。     

论陶渊明的隐士精神

隐士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隐士中间,陶渊明可称得上一个独出众类之人.他的归隐不但是勘破世事,不计荣利,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所特有的士人身份,由士入农,躬耕田野,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敏感来体验农民的社会生活,并且构筑了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模型--桃花源世界.实际上,在陶渊明隐逸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无依的孤云:陶渊明与晋宋政局

本文从《归去来兮辞》出发,结合《命子》诗以及丰富的晋宋史料,对陶渊明的仕隐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还原性阐释。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都有现实的政治原因,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在门阀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所作出的选择。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的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桓玄一边。陶诗中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生活中的陶渊明本人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时,陶渊明的一生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不朽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浔阳陶氏家族在门阀政治领域的失败在客观上促成了陶渊明诗国巨子的不朽地位。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隐逸与尽忠——元遗诗人接受史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规模庞大的元代遗民诗人群的共同话语特征,具体表现在咏陶和陶诗人规模庞大,诗歌众多,形式多样。元遗民诗人笔下的陶渊明不是单纯的隐士,而是不仕二姓的遗民典型,此点与宋遗民偏重陶渊明隐逸情怀有本质区别,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也极大地丰富了陶渊明的形象特征与文化价值。     

说不尽的陶渊明——《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评介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标高格、影响深远的著名人物。因了前者 ,人们恭敬地奉上了“田园诗派之祖”和“隐逸诗人之宗”两顶桂冠 ;作为后者 ,则被赞为魏晋之际第一高人 ,中国第一隐士。他的诗文以及诗文所表现的饮酒、采菊、抚琴、乞食等等 ,千百年来一直是论者议论不休的话题 ;他的躬耕 ,他的隐逸 ,他的政治态度 ,他的人生理想 ,他的处世方式 ,同样令后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激赏不已 ,推崇备至 ,其诗文和人生共同构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 ,更使得后代人文知识分子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多重审美…     

陶渊明人格论

陶渊明的诗品和人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羡慕。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人格的焕发;而他的人格,则又是一首蕴含深刻的感人的诗。梁萧统指出: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为此乎?”(《陶渊明集·序》)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对陶渊明真实人格所作出的公正评价。尔后,宋代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女性价值追求——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对陶渊明家庭人伦关系的考察,充分揭示以往陶渊明研究中那些习焉不察的情感世界:陶渊明的孤独同其缺乏异性的精神支持有相当关系.陶渊明诗中对古代列女的钦慕显示了他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陶渊明与王弼

陶渊明生逢魏晋玄学盛行的时代,他的人生和文学观念都与魏晋玄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性其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为主要内容的王弼玄学更是陶渊明立身为文观念的中心。正确认识陶渊明与“贵无”玄学的关系,实为我们顺利解读陶渊明的最基本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