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爱尔兰,画中乔伊斯——以《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个案解读乔伊斯的民族主义

作为乔伊斯的半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透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面镜子。通过以《画像》作为个案,从政治、文化和宗教三个维度解读了乔伊斯的民族主义,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爱尔兰人乔伊斯。可以看出,乔伊斯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画像》饱含了乔伊斯的爱国情结,既是一副经典的"爱尔兰堕落图",画中又暗藏了救赎爱尔兰的预言。     

平静地面下的不平静睡眠:《呼啸山庄》里的种族政治

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呼啸山庄》存在着“复数与分歧”,但直到今天,它还被当成“英国”文学经典,而它可能与爱尔兰的联系还很少受到关注,它幽深的政治目的也被忽视.如果把该小说放在1840年代和勃朗特家庭背景下阅读,可以发现它具有英爱关系大寓言的特色.以小说主人公希刺克厉夫为研读对象,将他置于英爱冲突的历史语境中,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视角,可以检视爱尔兰人的堕落异化和模拟反抗,也可以揭示艾米莉·勃朗特文本里的民族叙事机制和双重视野,从而发掘出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     

《一个叫亨利的名人》中的身份建构主题

小说<一个叫亨利的名人>中,主人翁亨利·斯玛特的身份建构是作品的主题之一.亨利的爱尔兰人身份建构经历了从个体身份建构到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个人姓名、爱尔兰地理、风俗、社会生活、宗教、爱尔兰语言以及亨利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经历都是亨利身份建构中所涉及的诸要素.这些要素在后殖民语境中的身份建构过程里突显张力.在特殊的语境中,亨利的身份建构呈现出否定性和经历式的构建特征.     

现代化与巴以冲突

从实质上看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和犹太两民族现代化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在三方面 :民族主义目标的对立 ,即两民族均企图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 ;悖论的经济现代化 ,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建立在否认巴勒斯坦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 ;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与现代化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了巴以冲突。从长远来看 ,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 ,必须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现代化权利为前提     

略论东方现代宗教民族主义文学

在东方近现代反殖民斗争中出现了宗教民族主义文学这一民族主义文学类型.这种文学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文化为基础和依托,讴歌本民族宗教的光荣传统,表现本民族的宗教情感,体现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东方反殖民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号召、鼓舞作用,对本民族文学乃至民族国家独立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南亚次大陆出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文学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文学是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以及国家主权意识的培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染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少数民族独立、分裂中国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观念在外力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使边疆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三条道路：论爱尔兰的戏剧复兴运动

文章立足于20世纪初爱尔兰戏剧复兴运动的发展过程,系统总结了戏剧发展的基本特点.认为20世纪上半期爱尔兰戏剧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矛盾的独立观念;二是英国本土文化和爱尔兰文化的冲突.这些特点导致和形成了爱尔兰文学发展的三条道路,即英国道路、爱尔兰本土道路和欧洲道路.     

全球化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与构建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是一个引起人们更加关注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构建是中国等后发展国家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实现从排斥一切民族侵扰向维护非全球化中心成员国自身主权与安全的转变与觉醒。文章针对中国民族主义特点,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构建的基本方向,即:构建既反对霸权主义和全盘西化,又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温和的、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论格拉斯顿时期英国对爱尔兰的土地政策

爱尔兰问题一直是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问题 ,其核心是爱尔兰民族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 ,而土地问题则是矛盾的主要表现。格拉斯顿内阁时期 ,面对爱尔兰社会的长期动荡 ,基于英帝国利益的考虑 ,改变传统的掠取的土地政策 ,通过立法手段 ,逐步实现爱尔兰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土地解决方案 ,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