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他人，体认自我——论郭爽非虚构写作的主体性

作家主体性是指作者作为主体对世界以及文本客体的认识和影响。作家主体性在文本中的表达是作者内在精神世界的外化。郭爽的《我愿意学习发抖》从作者的在场叙述,对普通人的日常关注,到童话的使用和叙述形式等方面体现了作家主体性,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种新颖有效的尝试。     

侦探小说的典型叙事--论《三十九级台阶》中的主体分化现象

叙述主体分化是叙述学中的普遍现象,它涉及叙述主体中的各个层次,体现在主客体各部分复杂变化的关系中。在题材多样的文学作品中,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板所表现的主体各层次关系极具代表性,主体分化的程度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形成了典型的叙述风格。侦探小说的经典作品《三十九级台阶》以人物的行踪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对主人公汉内的自身活动展开叙述。因此,叙述者自称“我”与故事主人公汉内的身份重合。综合看来,主体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在《三十九级台阶》中所产生的分化符合一般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也反映了各要素在推理叙述中与其他叙述文本的区别性特征。这样的主体分化不仅继承了传统侦探小说的格局,也使作品本身更具叙述典型性,从而奠定了作品经久不衰的地位。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论《金色笔记》中的“作者死亡”

“作者死亡”观从19世纪开始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顶峰,其反文学传统的革新精神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与作者建构的激烈争论.面对讨论的热潮,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其1962年创作的小说《金色笔记》中更是雄心勃勃地让“作者死亡”,大胆地分析了小说中作者主体“退隐”下的多种叙述策略,即以主体批判、话语分析、形式实验的方式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文本实践,以此探究了当今文学中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意义.其开放性的观点与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学家巴尔特、德里达、福柯的“作者死亡”论点都有着奇妙的暗合,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研究

本文主要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分析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首先,梳理了作者和文本的历史关系,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文学现象。然后,讨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特点,将"作者"作为作者本身写入文本的小说,会建立起作者与小说文本的内在联系,并且会形成叙述怪圈;这种叙述怪圈有莫比乌斯带结构,怪圈从局部看总是合理的,但从整体看却显得十分荒诞。最后,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意义。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浅析《金陵十三钗》中的复调叙事艺术

《金陵十三钗》的复调形态有两种：第一种为叙事视角在作品中不经意的变化所造成的复调;另一种为严歌苓自觉的双性同体的诗学意识在作品中娴熟地应用所造成的复调。前一种由书娟和“我”的两种视角构成．后者则由书娟和“我”的两种声音生成。作者在小说中灵活地运用了未成年少女书娟的视角和成年的“我”的视角双重叙述方式,使文本在叙述中呈现出一种复调的诗学特征。     

《许三观卖血记》“前景化”直接引语的美学价值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主要由人物直接引语叙述修辞来展示的小说,大量直接引语的配备增强了文本的直接性、生动性和戏剧性,对塑造人物性格起到了很好作用。但文本中也存在许多有悖于相关准则的直接引语现象：从直接引语的结构来看,文本中存在少量直接引语的变异形式;从叙述的流利性来看。有的直接引语并不干净利落,显得相当笨拙;从人物对话原原本本的记录来看,有的直接引语不符合现场对话的叙述语境;从特殊的音响效果来看,有些直接引语与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不相吻合,等等。这些具有“前景化”特征的直接引语,对凸显文本主题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棋王》中叙述者与叙事主体的相互较量与融合

作家阿城在《棋王》中以叙述者“我”逐步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主人公王一生的棋道与处世之道 ,通过表层结构“我”从寻道到悟道的过程逐步揭示出深层结构中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 ,使文本中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在相互较量和征服中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 ,这种叙述方式使文本体现出深层的内涵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浪子回家——《如果种子不死》中的隐喻结构分析

纪德自传体作品《如果种子不死》中“我”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一个类似《圣经》中“浪子回家”式的隐喻结构。“我”的人生轨迹大致对应于浪子的人生,二者都有出走、享受放纵的生活和最终的复归阶段。纪德在叙述“浪子回家”的三个阶段时,文本的叙述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叙述话语与叙述内容形成惊人的和谐一致,使这个结构上的三段式特点更加突出。但与《圣经》中浪子的情况不同,纪德对“我”命运沉浮的评判完全从“我”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而不顾宗教道德规范的价值标准;“我”的人生阶段中比浪子多了天性受压抑的内容,而缺失忏悔和救赎情况,这是对《圣经》故事的颠覆。     

隐含作者与品牌形象——基于文本理论与认知视角的分析

"隐含作者"本是一个文学概念,但该概念和文本阐释方法为人们呈现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将其延伸到其他叙述文本和叙述形式,任何符号文本的背后都有一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也存在于品牌符号文本中,品牌形象就是品牌"隐含作者",是"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的合二为一。而作为品牌文本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诉求对象,品牌社群是品牌的"隐含读者",直接影响着品牌"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二者融合的程度,也决定着品牌形象的清晰度。     

从文本间性看《鲁滨逊漂流记》——话语暗示与叙事建构的解读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吉拉尔·热奈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跨文性”的概念,从诗学层面分别阐述了副文性、超文性、元文性、互文性和广文性五种文本关系。文章借用跨文理论对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进行分析,指出该作品不仅是一部探险文学或是后殖民重构的蓝本,其内部纵横交错的各类文本中更暗含着作者潜意识话语诉求。分析了建立在以副文本为代表的“边缘文本”与超文本反衬下的正文本间的Z-元叙述模式,同时指出这种叙述模式造就了叙述者所推崇的宗教信仰与叙述对象身上殖民精神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基督徒之死》新释——殉教文本下的潜文本

《基督徒之死》是芥川龙之介基督教体裁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可以分为殉教文本和少女文本两个文本.通过对“殉教文本”这一“显文本”之下所隐含着的“潜文本”——少女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男性叙述者的叙述中,女性失去了话语权,成为被言说的他者.“潜文本”体现了“隐含作者”虽然对女性给予同情,但作为男性作家,仍以男性价值观来观照女性的局限性.     

试析《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同名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之比较

本文从叙述结构、叙述形式、叙述事件和情感基调四个方面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了比较。小说文本虽不具有搬上银幕的优势,但由于编剧和导演在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改编和艺术处理,电影文本仍给了观众极深的感动和极大的审美享受。     

作者·叙述者·读者#br# ——抒情诗中诗人面具之锻造

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关键词：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科尔沁情思》：情思寓于合目的的文本形式

如果让我描述对王明义《科尔沁情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的阅读体验,那我就引用康德的一句话来说:“美是一种合目的的形式”。《科尔沁情思》以清新素朴、具有浓郁民族话语色彩的历史情怀,以天地自然之心去体察人生的生命观,朴实淳厚、细腻自然的叙事手段,行云流水、豪华落尽的诗意语言,即以“合目的的文本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审美化的现实,韵味悠长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久久不去。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宣称的那样,他要在文本中“展示科尔沁雄浑的历史,讲述作者的心路历程,感悟人生的酸甜百味,探求文化的深邃内涵”,我想作者…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呐喊》、《彷徨》为考察对象(上)

叙事伦理相对于理性伦理而言,指具体叙事过程文本内部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它既包括形式安排对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也包括文本叙事溢出的不同于时代或作者本人理性伦理的个体伦理.鲁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人称安排充分体现了叙事形式所蕴涵的伦理意蕴,折射出叙述人以及隐含作者的个体伦理困境.     

论《儿女英雄传》中“作者现身”方式

《儿女英雄传》的叙述技巧非常出色。其最特别的,是文本中作者频频现身。这种“作者现身”有违小说发展为一个成熟文体之后“作者隐退”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说书人”对作者的指涉以及书中人物对作者及小说本身的评论。这一技巧神似后现代文学中的“元小说”。但是,小说中一次次的“作者现身”,只不过是作者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意在赢得读者对作者的认同;元小说恰恰相反,它是要解构作者权威的。     

不可靠叙述:《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的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其短篇小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对重要情节的省略、空缺以及含混的叙述,造成了叙事和文体层面上的不可靠。作者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技巧,邀请读者与文本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积极互动,以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彰显人物性格的异化。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叙述者"我"的深刻影响,深化了小说主旨,于冷静疏离的叙述中,展现出生活中荒谬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