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法修辞结合问题

由《修辞学习》和《营口师专学报》两家杂志联合发起的语法修辞能否结合问题的讨论，在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都是前所未有、意义深远的。它对语法学、修辞学的研究以及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法修辞能否结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可以结合，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一种认为不能结合，以史锡尧先生为代表。郭绍虞先生在他晚年所著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一书中指出：“汉语的语法可说经常与修辞相结合的。结合是正常的，不结合是部分。”①并从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两个方面阐述了“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汉语语法一方面非常容…     

对圣化钱钟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

发轫于20世纪末的“钱钟书热”构成中国文化界一大奇观。有些“钱学”学者将钱钟书圣化为“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又将其著作推至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之峰尖。本人向来钦佩钱钟书先生,但对前述“钱学”学者的立论不敢苟同,认为诸类圣化行为一是违拗钱钟书先生本人意愿,二是对钱钟书的定位超过了他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认定当今对被圣化的钱钟书理应卸装。     

浅论汉语修辞史研究

语言理论是语言现象的总结，因之汉语史的研究应是两线并进：既有语言理论史又有语言现象史。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随着相关学科理论史的问世，已产生了词汇史、文字史、语法史、音韵史，独独修辞学领域的历史研究尚是单线发展：自汉语的第一部修辞学史──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先生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以来，先后有宗廷虎、李金苓、周振甫、袁晖等著有修辞学史问世①，但研究修辞现象历史演变的汉语修辞史尚是一片空白。故此，郑子瑜先生早在１９９０年就在《修辞学习》上向大陆学者呼吁：“希望有人研究汉语修辞史，以填补这一空白。…     

比喻的动态语义考察

比喻研究是修辞学中的重要命题,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以静态的描写居多,鲜见动态的解释性研究,而这正是比喻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本文尝试以语义的、动态的角度来探讨比喻的规律。一、在语义层面可以详尽描写比喻的内部构成,为解释提供可能以往对比喻的研究,由于研究基点的偏误,往往带有笼统、宽泛的弊病,体现在比喻的定义和比喻的构成上。如钱钟书先生总结出的比喻总纲:“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雨亦无奇,如雨乃可乐”,亦即“不即不离”,“以不同类为类”[1]74,并认为“凡喻必以非类”[2]。这是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但“类”是一个相对的、…     

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复式比喻及专喻修辞法

梁启超的“新文体”,为了能够达到“晰于事理”的文学效果,常常将若干个比喻并列起来或连串起来,构成引人注目的复式比喻,包括博喻和连喻,与传统的复式比喻相比,体现出高度自由的叙述空间,并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更重要的是,“新文体”常以多层次多向度的连喻构成一种特别的章法,甚至通篇文章就由这种一气呵成的复式比喻和层递式的连喻组构而成,这种超复式的比喻修辞法可以被拟称为“专喻”。专喻的运用在“新文体”中还呈现出多种样态,有的是层层解喻,有的是两两相对,更多的是引入新鲜别致的喻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李善《文选注》特点之一就是着力挖掘、分析选文的修辞现象,他对《文选》进行训诂的全过程基本浸润了他的修辞观.比如,较早提出"皆喻"(博喻),把"比拟"并入"比喻",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认为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再谈"寻常词语艺术化"

“寻常词语艺术化”是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虽然限于当时修辞的发展水平,这一课题在提出之初有其缺陷性,但是瑕不掩瑜,“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理论终究在汉语修辞发展史上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进。     

修辞坐标刍议

就总体状况而言，修辞活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由“达意”、“传情”、“示文”三维构成的空间中不断呈现出或正或负偏离的游移的动态过程。运用由“达意”、“传情”、“示文”三维构成的“修辞空间直角坐标系”，可以系统地推演出二十六种言语态，并以之解释所有纷繁复杂的修辞现象及修辞效果。     

汉译佛经中的“比喻造词”

汉译佛经中的比喻十分丰富,本文从词汇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比喻连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文章分“本体+喻体式造词”和“借喻造词”两个部分对汉译佛经的比喻造词法进行了归纳分析,并阐述了这些形象化造词法在传播佛教教义方面的效用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谈谈比喻中相似性的演变

比喻就是打比方，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或比于物，都是以“比”为手段，以“喻”为目的。喻体与本体只要有“一点相似”，即可构成比：或形，或质，或声，或色，或情，都能达致“喻”的目的。而且，随着相似中介的不同，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程度还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层次。考察文学史上的几个典型时期，我们发现随着文学的发展，一部分比喻的喻体在逐渐异化虚化，喻体与本体之间的联系由单一。直接的高度相似逐渐转向隐蔽、间接的模糊相似、不协调相似，而比喻本身的审美特征和审美功能则向高层次发展。这些变化来源于相…     

比喻新探

<正> 一、比喻的本质特征什么是比喻呢?所谓比喻,俗称打比方。用科学的语言说,就是从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的互相比较中,发现其类似之点,借此达到以此喻彼(或以彼喻此)的表达效果。所以比喻的实质是建立在想象力的基础上的,特别与类似联想直接相关,是人们这种想象能力和联想能力的运用和表现。它的关键是在不同事物之间寻求和利用其类似点,所以比喻和比较不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修辞最常用的是比喻，这是因为比喻的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能很好地说服民众接受公有制的思想，改变顽固保守的宗法伦理观念。这样，就使比喻修辞紧紧围绕在“合作化”之道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具体表现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     

论象喻批评

中国古代象喻批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象喻批评是通过以形象作比喻的方式实现自我鉴赏的文学批评样式，与“比兴”、“比喻”有着共同的发生机制和质的相似性。象喻批评启端肇绪于《诗经》、《周易》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重要批评方法,至晚唐进入一种审美意境。宋代以降，佛教渗透，象喻批评禅化。     

佛教“无明”观念探析——以《大乘起信论》为例

通过分析《大乘起信论》中的两个比喻，即“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文章探析了无明与众生心的关系，指出了无明的具体内涵；通过分析无明与奔如之间的相互“熏习”，揭示了无明与真如的关系实质。《大乘起信论》中无明与真如关系的建构模式，在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也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域风絮,梅子黄时雨。

语出自贺铸《青玉案·横塘路》。盖以三者比愁之多，将抽象的愁思物化，出语新奇，富有独创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所取景物都是眼中所见，均属于春夏之交的横塘景物，富有美人迟暮的象征意味；二、抒情实写，将抽象的情思以三种景物物化表现出来；三，兴中有比，而且兼有赋，罗大经早已提出：“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兴中有比”的“兴”，在这里指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四、采用了博喻的修辞手法，词史上写愁的名句无外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只用了一种比喻，而此处…     

中国古代诗学书学互通论

诗学与书学的互通,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古代诗学家经常借助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来阐释诗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或以书体喻诗,或以书法风格喻诗歌风格,或借妙悟将二者打通,或借书法之势谈诗歌之势,不一而足。这样,不仅使抽象的诗学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而且还富于文学创意,从而在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拓展了诗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诗学理论。     

论现代汉语中的“通感”

“通感”是一种很有用的修辞手法。但是,以往的汉语修辞学著作却没有提到过它。 钱钟书先生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论修辞的三个层级

陈望道先生曾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过修辞的两大分野的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之争论不休。有全盘肯定其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提法的，也有彻底否定消极修辞而力主积极修辞一端的。本文认为这两派根本对立的观点皆各有偏颇，从而提出了汉语修辞三个层级的新学说。认为汉语修辞实际上应分为基本、积极与过度三个修辞层级，而且三个层级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相对性，不可将三个层级绝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