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崇拜与符瑞文化的产生

图腾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它随着原始氏族的融合、国家的崛起、王权的成熟而渐趋裂变,终至衰落。同时,先民崇拜的图腾亦由氏族社会时期的原生态图腾,渐渐演变成为部落联盟时期的复合图腾,复合图腾又为新兴的君主窃取,成为国家王权的象征、君主个人的图腾,并进而与天命、德行等观念相结合而最终演变成为王者的符瑞。可以说,符瑞文化与部分符瑞物象产生的过程,就是图腾崇拜日益没落而渐渐消弭的过程。     

中国古代符瑞文化刍论

文章探讨中国古代符瑞文化的释名、界定、表达范式、构成质素、本质属性、物象分类等本体论研究相关问题。认为：符瑞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符瑞拥有三种基本表达范式,包含天命、德行、王权、征兆等四个基本质素;符瑞具有奇异性、吉祥性与必然应验性,分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四个等次,动物瑞、植物瑞等九个类别。符瑞文化本体研究是全面、深入开展符瑞文化研究的基石,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伯牛有疾”现象探析

孔子在探望其德行出众却罹患"恶疾"的弟子伯牛时,曾发出"斯人斯疾"以及"亡之,命矣"的慨叹,伯牛因此被后人视为行善而遭祸的典型。世人在言说"伯牛有疾"时,通常将其与"颜回短命"、"子路菹醢"、"子夏失明"等相提并论。它们折射出的哲学省思是:天道是否定然福善祸淫,人的穷达寿夭与德行究竟有无关联,如何审视所谓的"天命"对于世间人事的影响等。在此意义上,"伯牛有疾"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孔子乐天知命、不怨天尤人、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伯牛有疾"现象最为积极的诠释。     

萨满教的天神与天命

本文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中存在的天神信仰及天命观念。作者认为，如果民间的天神祭祀是以天所包含的自然精神的神圣性支配人们的信仰生活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建立过政权的北方民族的统治者无不把天神发展为以天启、天道为基本内容的天命信仰，在天神的自然威力上附加了更多的社会伦理内容，使萨满教成为维护以统治者为首的少数人利益的思想工具。传统的天神信仰演变成天命观念以后，就直接成为民族政治和王权统治的思想基础。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民本"观念彰显——周公对颛顼"绝地天通"观念的修正

鉴于民神杂糅带来的弊端,帝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天地交通的权力垄断集中,一方面固然消除了"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弊端,但王权的膨胀却易导致对民生的忽略.周公的"天命观"对于颛顼"绝地天通"观念乃是一个修正,一方面延续了对天地交通权力集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又将民意视为天命对王权加以限制.这一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水浒传》“替天行道”考论

"替天行道"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所奉行的宗旨,这一宗旨的内涵不仅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具有独特的时代性,而且在小说中也发生着由"侠义"向"忠义"的变化。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这一变化体现了"天道"与"天命"观念之间的转换。     

论类分思维与战国精神——兼论五行八卦模式的专制主义本质

对天下秩序的探索、规划和想象是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及其理论家实践与思考的重大课题,其主要内容是以天道为依据,以王权为原点为世界植入网格,赋予条理。这体现在建设和强化王权的社会实践领域,体现在时人关于完美秩序的理想和想象中,也体现在观念对抽象名物的类分与归纳中。以"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为旗帜的类分类推思维方式建构的不仅是观念世界的秩序,也是生活世界的准则;作为宇宙秩序之模拟机制的八卦与五行模式则直观地体现着天道秩序的严正之美,并把一种来自绝对中心的有机秩序的观念播植到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作为专制王权的盟军,这种思维方式同专制王权一起,体现了战国这个冷酷无情又乐观向上的铁血时代之精神。     

刘泽华与“王权主义”理论建构

"王权主义"理论是著名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治学理念。这一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论证,历经十余年,到80年代末正式提出,而后又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充实、提升,逐渐形成一个集权力系统、社会结构、观念体系于一体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王权主义"理论从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反思"入手,以人性论、历史观、社会矛盾观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为理论渊源,以阴阳组合结构为内在构成,通过揭示君尊臣卑、天道圣王四合一等思维定式,以及利用分层研究社会形态等方法,而不断趋于完善,具有重史料依据、跨学科认知、重现实关怀、强调互动与整体研究等特点。刘泽华先生提出"王权支配社会"命题,意在对"王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倡导走出"王权主义"。     

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西周天命观的嬗变及其影响

商代君权神授为形式的神灵崇拜至西周发展为以"德"为核心的天命思想。西周统治者将"德"观念这一主观因素引入天命观,并衍生为私德和德政两个层面。这种全新的天命观念成为西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对西周统治者起到极大的示范和警戒作用。同时,作为文化的源头,西周的天命观又对后世社会在政治、哲学、文化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龢”:华夏思想之大原——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

从"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天人"和"、人人"和"、君之德与天命"和".它植根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原始的和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经济特色,使中华先人特别关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天与代行天命者的君后之关系.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祭祀文化,表现出对天的敬畏,对祖的恩报,以及对"君"、"后"意志的屈服.然而,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对天命的敬畏,部分地转变为对天道的信守,从而产生了"和"天人的信物--"禾";用于祭祀仪式的豊、龠不仅用于敬天祭祖,同时也用于冠礼、婚礼、葬礼,乃至士礼、军礼、乡饮各项活动中,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及增多,虔诚的古典宗教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便转变为移风易俗的世俗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和"人人的礼乐.大量"覆宗绝祀"(用现代语来表示就是"亡国灭种")的历史教训,使"代天行命"的君王("后")认识到自己也是被天所"监"的对象,所以以德"和"天的观念也滋长出来.于是,人与天和,求丰收;人与人和,求太平;君德与天命和,求永祀.这种"天人和合"的思想,就成为从祭祀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成果.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思想之根.     

“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天人之际与道命之异--董仲舒天人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思想是包含着天道论和天命论两种意义的天人关系论,二者之间既有逻辑的也有历史的关联,他们之间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包含了深刻的矛盾.天道论与天命论的矛盾使董仲舒的天人之学陷入实践的和理论的困境,从而迫使儒家思想寻找新的理论出路.从董仲舒开始,天道论与天命论的相推互进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基本理路之一.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封建主义与英国有限王权的形成

英国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封建主义道路,通过建立普通法体系、私有财产制度,保障了贵族们的封建法权和自由,从而为有限王权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社会与文化基础。英国封建主义的独特性塑造了有限王权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层面,封建主义直接催生了以"王在议会"为特征的议会制度,塑造了以"君民共治"为特征的混合政体。在观念层面,封建主义确立了贵族的反抗权,萌生出政治权威需要人民"同意"的政治意识。这些与有限王权相关的制度、原则和思想成为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渊源,不仅反映了英国尊重传统、注重妥协的政治文化,也反映了现代政治对中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论柳宗元“天论”思想的时代意义与理论影响

柳宗元对＂天＂这一范畴的重拾、对＂性与天道＂问题的复归,推动了哲学思潮由有无、本末等辩题向儒家义理和心性之学的转换。柳宗元的＂元气自动＂论与＂势＂、＂道＂观念和《天爵论》影响、启发了宋明气本论哲学、＂理＂的观念以及＂天命/气质之性＂关系论。     

中国古代政治心理刍议

中国古代历史,确乎是一部政治史,在这里,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生活领域扩张。中国古代政治活动形成了以等级观念为底色的政治心理,以拜官政治为内蕴的政治动机,以天命天道为主宰的政治态度,以忠义精神为追求的政治意志,中国古代政治心理的这些内容和特征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活动,甚至民族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代的祖宗崇拜与王权的历史特征

周代王权对于天神崇拜的目的,并不是要表现出王权出自于天神、天帝,而是以天神观、天命观作为王权的依据,从而使人们在信赖、依靠这一依据的时候,更加注意地去尊崇那周天子的王权。这就说明了周代王权在以天神观、天命观作为自己的依据的同时,还应该有着其他的内容和基础,方才有可能迫使人们既相信天命,又尊崇王权,服从于王权的统治。祖神崇拜,应是这一内容的核心部分。周人之祭祀天神、迷信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周人认为的,他们的先祖是可以配天受祭的。     

《诗经》械柞诗与西周礼乐文明

《诗经》中有四首诗关于棱柞,是西周初期大姒、文王借助梦境表达周人其命维新的具象,它们以礼乐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天命靡常、有德居之的政治思想,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本心。周代建元以后又由天命祥瑞拓展出国势强盛、人才济济等多元意象,体现了《诗经》的本质、形成及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