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运行的反思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现代基层民主的新制度模式,其制度中所体现的宪政价值丰富,其良性运行以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积极建设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宪政意义。但是在宪政的视域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运行在微观的国家基层的宪政实践中未能得到很好的运行,主要存在如下问题：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施行中民主外部运行的手段性和方法性,忽视农村内部民主管理过程中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权利的保障;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层面的实践和运行,忽视在法治层面的施行和保障;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中国家基层公共权力传输的单方性,忽视国家基层公共权力与农民民主权利“沟通与协商”的平衡性。对此应进行深刻的反思,结合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面临的基层民主政治和宪政环境的实际状况,采取有力的措施不断予以规范和完善,确保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良性运行,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     

聚合、区隔与规范:粉丝社群交往互动的媒介逻辑

当代社群互动是一个多方话语对话、文化融合的场域,这种新交往形态是理解当代人际关系、群体传播和媒介化生活的重要切入点。粉丝社群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圈层,寓居在社交媒介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其交往互动呈现中介化、圈层化、日常化和仪式化的特征。本文基于媒介逻辑理论,从技术逻辑、内容逻辑与制度逻辑三个层面揭示粉丝社群交往互动的背后逻辑,将粉丝社群的话语实践、文化的挪用与转换、程式化的仪式表演等交往互动形式,纳入媒介逻辑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聚合与连接等媒介技术逻辑,为粉丝社群制定交往互动的规则与秩序,粉丝社群的交往在“技术-用户-社会”三方逻辑融合下,呈现媒介可供性、用户参与性、社会规范性的多方对话的格局,这个发现将为进一步理解媒介化生活的交往形态提供新视点。     

农村核心家庭的现代适应与权变

家庭作为个体的归属单位在现代生活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核心家庭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都呈现出灵动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互动模式以应对不同的境况,形成以第三代为中心联动母家庭的新的共同体形态。这种以倒置的亲子关系为主轴辐射大家庭的共同体实践,是市场化、国家行政力量和传统文化多重机制重塑的结果,更是尊重个体权利、权衡不同成员需求的家本位思想的现代延续。     

精英俘获、自保逻辑与民主悖论——农村低保实施异化和指标错位原因透视

农村低保评选过程的扭曲和实施目标偏离是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低保评选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出现;村民怕得罪人和村干部不出事的自保行事逻辑;多数村民对少数村民的惩罚和社会控制展现出的民主悖论等。扼制精英俘获,引导农村形成良好风气,打破基层治理者自保逻辑,积极干预村民对边缘群体的无意识惩罚,是完善和优化低保政策的方向。     

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

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在建设公共设施、开展公共活动方面 ,社区建设需要经济的强有力支持。社区建设是发展基层民主的过程 ,也是一个多元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社区成员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关键。在社区建设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权力精英的过度参与并不有利于本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社区建设也遇到了来自社区内组织的经济理性和社会成员的个人自主意识增强及传统的社会团结遭到破坏等方面的影响。据此 ,本文提出了社区建设的逻辑及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种资源共同支持的社区建设的理论模式     

论圈层结构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文章的核心立意在于阐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研究发现,从村庄人际关联的视角出发,支配当前村庄社会交往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伦理规范等公共性规则逐渐被个体居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所取代;同时,社会分层加剧引起的层级结构也嵌入了农民的交往体系之中。对于这些新变化,建基于传统乡村社会之上的＂差序格局＂理论模型已经难以提供合理而有效的解释。文章试图建构＂圈层结构＂的新模型来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新趋势,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以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圈＂和以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层＂。立体的圈层结构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众多社会政治现象的基础。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文件转发:中央与基层的政治联结和互动——基于对京山县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文件的考察与分析

文件是一种常见的国家治理工具和手段,在基层政治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价值和效能。文件转发作为文件制度链条上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文件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互动。由于受到政府职能、文件功能、制度空间和主体利益的导向,文件在“中央—县级—乡镇级—村级”的纵向行政层级上呈现出解读性转发、适应性转发和重制性转发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蕴含着民主治理的常规运行逻辑和基层投机的偶发行为逻辑。这一“文件治理链”的形成,是科层化政府及其权力等级体系的结果,也是国家制度化建设的表现。若要加强中央与基层的政治联结和良性互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要构建规范的文件治理体系、强化民主协商的制度设计,以此充分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增强治理效能。     

党的群众工作创造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基于利益实现的逻辑

民主是在人的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建构民主的前提条件是要创造和培植民主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人在民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群众利益是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基层民主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政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规范基层民主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群众工作体系是政党直接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实践载体和工作平台。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实现群众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动力,群众工作过程就是群众利益的实现过程。实现群众利益,要求党的群众工作须以政权为依托,以服务为载体,以制度为支撑,以治理为机制,以法治为保障,来创造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通过村民自治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培育和扩大基层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重要的制度保证。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证明了村民自治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基层民主与社会全面进步

通过理论分析与抽样调查,指出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基层民主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具有正相关效应,发展基层民主对于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基层党内民主:农村多元利益格局的整合路径——以四川省江油市白玉村等为例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微观基石,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农村多元利益格局下,需植根于实践,探寻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途径,实现农村多元利益的有效整合.四川省绵阳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从建立"三向"培养机制、实行党支部承诺制、设立"三级谈心组"、成立"致富合作小组"入手,加强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主体、制度与文化：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三维审视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在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的同时依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因此,应该从主体、制度与文化三维互动的视野来审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其中,主体是前提,培养愿协商、善于协商的主体并促进主体间平等协商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主体之维;制度是关键,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制度之维;文化是支撑,提高主体协商民主意识并培育公共理性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文化之维。在此基础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应该将既有的碎片化主体、制度与文化建设纳入整合性发展框架。     

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逻辑与发展前景

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民主实践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行的农村基层民主是适应农村改革后维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权利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保护家庭农场生产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育、发展,农业公司不断压缩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发展的空间,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态,这一变化将导致农村基层民主从村一级提升至乡（镇）层面,村民自治转变为乡镇自治;民主的内涵也将发生变化,农村基层民主不再是大众民主,而是实质上的精英民主。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及前景分析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自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一种具有内生性的制度,村民自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随着基层群众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综合素养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的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自下而上地推动着整个中国的民主进程.     

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以乡级基层政权建设为核心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民主活动把抗日和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民主政治植根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基层——乡村,使民众在基层政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卓有成效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为最终战胜国民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今天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给予与禁忌——一个泰国村庄选举实践的民族志

学界一般都以政治代理主义和垂直的公共性来解释当代泰国的“买选票”现象 ,乡村选举被视为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薄弱的公共性的产物。一个泰国村庄的选举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公民代表如何与选民建立密切联系 ,以及地方头人如何在政党、政府部门与村庄之间或者说国家与地方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从而造就发达的公共交往空间。国家试图通过法律约束候选人与选民的交往方式 ,这必然导致民间社会的抵制。本土的公共性逻辑的可贵之处在于 ,公民总是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来定义自己的公民身份 ,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或虚构的场景 ,而是通过公民之间的交往投射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当中。在将关于民主的普遍理解融入到本土实践方式的过程中 ,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由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多样化的民主实践方式。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民主恳谈：以温岭实践为例

民主恳谈作为基层民主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在10多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但是,恳谈中存在的不平等因素日益影响恳谈持续性发展。通过三种不同的民主恳谈矫正模式,通过项目支撑实现议题聚焦,专家参与协调程序公正,监督评估实现动态化恳谈。从民主恳谈的程序入手,以起点、程序、结果公正为矫正思路,借鉴协商民主的理念进一步推进民主恳谈制度的完善。在扩大参与与代议之间形成以协商民主为纽带的协调模式,是未来基层民主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