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在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单位制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由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的上的高度集中及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中国人的依附性格的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单位制作为其实现其政治、经济统治的政策。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社会职能不断地向外释放,人们开始习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现代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不断地加强,依附性人格逐渐地消失。由此,单位制存在的社会基础正在消解。     

社区阶层化:后单位社会城市社区变异的必然趋势

前改革时期,单位型社区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主流样态;随着单位制的消解,经济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结构的分层与分化、市场经济力量的强势嵌入,城市社区的置换与过滤使得单位型社区向阶层性社区的转变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变异的必然趋势。     

论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福利的模式变迁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建立了与单位制相适应的传统社区福利模式,该模式以单位福利制为主体、民政福利和社区福利服务为补充,满足了当时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中国进入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传统社区福利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将要建立的社区福利模式是一个社会化、开放型的福利体系,它以社会化福利机构和项目为主体、以经过改造的国家福利和职业福利为补充。     

论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福利的模式变迂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建立了与单位制相适应的传统社区福利模式,该模式以单位福利制为主体、民政福利和社区福利服务为补充,满足了当时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中国进入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传统社区福利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将要建立的社区福利模式是一个社会化、开放型的福利体系,它以社会化福利机构和项目为主体、以经过改造的国家福利和职业福利为补充。     

社区建设:背景、模式和发展趋势

社区曾被"单位制"蚕食,随着"单位制"的现代转型,渐次展开社区已成为人们重要的依托地,社区建设也必然纳入理论研讨的视域。中国城市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选择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市场导向等不同的社区建设模式,而西方社区发展的趋势———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中国如何在第二次全球化过程中打造新经济版图(上)

在第二次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要打造新经济版图，应从工业经济主导转变为服务经济主导，实现经济转型，而打造公共平台则是经济转型的根本；国家、城市、行业、企业应做好动态持续规划，以第三产业为主导进行设计。     

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治理的维权模式与行为分析

中国单位社会解体后,社区治理中的维权问题逐渐凸显。基于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将后单位制时代社区维权模式和行为特点分为个体为主、松散联合和集体维权三种主要类型。通过对某单位小区维权行为的个案研究,分析了集体维权模式成功的先决性条件、组织性条件、资源性条件、策略性条件、特殊性条件以及可能存在的缺点。后单位制时代,在集体维权的模式下,运用依法维权、理性维权、资源动员等行动策略时,应避免维权矛盾扩大化和过激化,这样才能确保维权效果的良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单位制与共同体:一种可重拾的美德

本文在反思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单位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共同体及其精神的培育方面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单位制与共同体培育之间有一种适宜性.同时,后单位制时代的社区居民之间彼此陌生而又没有使之熟悉起来的纽带,因而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生活共同体培育陷入困境.而一个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团体(单位)已成为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要让人们参与某种社会活动,没有单位的参与或介入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基于这些思考,本文提出了"单位-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希望以此化解城市共同体及其精神培育的困境.     

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仍然具有制度伦理价值，也即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错误在于教条式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当作现实制度摹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公有制的失误是搞早了、搞快了、搞多了；计划经济的失误是政府管得太宽、统得太死；按劳分配的失误是忽视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历史合理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失误是高估了国人的政治自觉，权力委托和运行缺乏完善的法制规范和程序安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的实践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制度特征：财产所有制模式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导；经济管理与运行模式是市场与政府相结合，以市场为主导；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以法治为主导；权力委托模式是选举与任命相结合，以选举为主导。     

后单位制时代的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就业是当前的一个社会热点。从 “统包统分”到一定范围内的“双向选择” 再到目前的“自主择业”,大学生的就业制度越来越灵活,择业自主权也越来越大。但直到现在,人们往往还是把大学生的就业过程称之为“找单位”。究其原因,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传统的“单位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造成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的“单位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历史理性的生成论阐释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自然、历史与人的存在是统一的,都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历史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既不是人的先天本质,也不是神的意志,更不是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的理性和社会理性。因此,历史理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只能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同,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就会形成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历史理性内涵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是一致的,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丰富性到近代理性齐一再到现实的丰富性的过程。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

A conception of enlightenment that is new in both origin and prototype yet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Liang Shuming and Zhu Qianzhi, his follower in the historical field. Kant maintained that enlightenment implied that the power of reason would give man the courage to use his mind. Similarly, Zhu Qianzhi used enlightenment to define reason, putting the focus of enlightenment on religion. In doing so, on the one hand, he neglected the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inner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reason; on the other hand, like Hegel, he dismissed the subtle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s of reason. In terms of thought, intuition, emotion, desire, practice, skill and the movements of nature, reason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evitably tends toward the good. The word later used to translate “reason” into Chinese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Confucian and Buddhist classics. Reason in Song and Ming Confucianism is an all- embracing absolute; its function involves intuition, thought and emotion, all directed toward the good. Liang Shuming accepte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but proposed that understanding was the function and reason the essence of the heart-mind. Overall, this represents only the heart-mind approach. The non- religious character, didactic tendency and emphasis on intuition in the Confucian view of reason can all be found in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emotion. Being essentially a response to good and evil, emotion may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 with classical Western philosophy.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始统一

在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中 ,非理性先于理性、非逻辑思维先于逻辑思维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们浑沌地统一在一起 ,这其中非理性在人类早期精神和思维的进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为理性及逻辑思维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原始社会后期及文明社会初期 ,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 ,原始思维中的逻辑思维逐渐产生并从浑沌中分化出来 ,使人类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有了本质的飞跃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消亡 ,相反它标志着非理性从人的本能意识发展成为一种非逻辑的认识的表现形式 ,即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而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具有了本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 ,同时也说明人的非理性的作用领域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非理性不再独立地存在 ,它作为理性的补充形式 ,在理性及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发挥着作用 ,这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统一     

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连带的乡村教育思想都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问题及中国社会文化特质的认识与判断上的。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社会文化要义，还是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固持的理性精神与社会 / 教育路径，都贯穿了一种地道的社会学思维。他在理论陈述与付诸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与文化自觉，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需要的智慧和心态。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论福柯对国家理性的批判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而他对现代国家理性的批判,就是他的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揭示国家理性的性质,福柯一方面追溯国家理性的历史根源及其腐败化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又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深入揭露现代警政制度及医疗保险制度对人的宰制和治理本质。     

交往理性:寻找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路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止于悲观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时,试图寻找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以达到重建理性之目的.     

解析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神本形式下的人本内容

"理性的狡计"是黑格尔用来说明历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理性的狡计"即理性利用热情的巧妙安排这一神本形式下包含着深刻的人本内容:历史发展以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为本;历史发展以个人的需要和利益为本;历史发展以少数英雄人物的精神活动为本。     

缩小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悬殊的财政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是经济转型期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但如果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和贫困人口数量衡量,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中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和规模庞大的收入弱势群体。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不仅会毁坏社会公平,而且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危害,使一部分人对改革失去信心。合理控制贫富差距是缓解中国社会矛盾,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分配体系,确保社会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虽然引发中国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原因很多,但财政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缺位是主要原因。因此,完善财政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是控制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重要举措,为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