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时间神和创造神之祖的双重角色——东方古神帝俊谱系的破译解析

帝俊是中国古代东方大神,又名帝喾,而不是虞舜.帝俊在家族谱系中有时作为时间神出现,相关神话围绕光明与黑暗的纠结展开,注重神灵形象的亮度色彩.帝俊有时还作为创造之神的始祖出现,许多发明家都是他的后裔.发明创造之神的谱系既反映帝俊系统的先民在历史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又融入先民对宇宙、人生多类事象的认识和解说.帝俊谱系往往以幻象出现,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还原.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     

“以文化人”的思想谱系与理论诠释

"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源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从早期"事神致福"的宗法伦理,到"以教化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伦理,"以文化人"凝聚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古代社会保持整体精神风貌向上以及形成向善力量的价值源泉,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制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     

“孝”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始意蕴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德。自"孝"文化产生时代起,它就受到了特别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孝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由家庭道德到政治道德的历史变迁。"善事父母"不是"孝"字的原始涵义,而追祀事鬼、"继志述事"更接近"孝"的原始义。甲骨文的"孝"字与金文之后的"孝"字结构及其涵义的差别,反映的是殷周之际伦理文化的变革,即由"神本"伦理到"人本"伦理的变革。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洪秀全政治思想平议

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产生于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童年时代,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产生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作为农民革命运动领袖的洪秀全,其政治思想既摒弃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学思想形式;又不可能汲取后来才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因此,采取了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复杂而特殊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一、宗教的——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几千年来,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家,都从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去解释国家的产生,如“君权神授”、“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说等。洪秀全的国家观,如同“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一样,也与宗教观紧密相连。他说:“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     

从“以神听”到“天下听从”：《文子》“听”贯通的治身与治国

《文子》在多重层面上使用“听”,这些与“听”相关的论说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治身维度,即把“听”作为学道方式,根据道“听之不闻”的特性,排除耳目干扰,通过“以神听”通达于道;二是治国维度,即讨论君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应当通过正确“听治”的方式,使君令顺利下达、臣情得上闻,最终因君民良性循环而达成“天下听从”的政治效果。从由听及道的治身论过渡到以道御民的治国论有赖于“听”的行为主体的统一,君主通过治身有道虚心听治,并凭借精诚感应最终达成理想政治。     

舜文化与现代道德文明

作为五帝时代舜帝认知行为的概括,舜文化已经成为我国自古以来一面有凤来仪的道德旗帜.舜文化的性质、价值和意义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展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舜文化的精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需要用濡染舜文化的社会主义棱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并通过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优化.     

“仁者爱人”:孔子仁学与人的发现

孔子"仁"的思想的创建,使得从夏、商、周以来的"天、帝、神"至上理念,开始了逐步向发现人、重视人的方向发展.所以人们才会说孔子的"仁"学是由神到人的人文哲学,人的发现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试析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建构

建构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达到政治理念的一元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必然。改变原有的臣民心理,构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主实践、民众的心理结构等各个层面为之提供条件。     

中国男性文人气质柔化的社会心理渊源及其文学表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导致了两性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或曰"女性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以及男性文人经常"作闺音"或为女性"代言"的文学现象上:这就是以"弃妇"和"妻妾"心态自拟的以男女比君臣的创作手法。这一现象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其根源就在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维持这一结构的支柱便是严密的等级秩序。理解了中国血缘纽带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的社会/家国结构中,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与对女性的期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求处于弱势伦理关系中的臣子、儿子、妻子(妾)绝对服从其君、父和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属于女性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往往会出现在男性文人的诗文中,并成为男性文人作品一道婉约而优美的风景,进而成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亮点。     

黄老学“执一”政治观探析

黄老学认为"一"是万物的根本,相对于万物"一"具有优越的地位.在对"一"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黄老学形成了"执一"政治观念.黄老学认为君主就是"一"的体现,"执一"是君主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执一"表现为以一应万的内涵,"执一"要求君主做到依法治国,"执一"的目的是实现天下的统一及各种政治集团的和谐共处.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治文明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任务，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而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缺乏政治文明，真正的社会和谐无法实现。不断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文章结合当前时代特点，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角度对政治文明建设做了粗浅思考。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还是近来的现代性问题意识,都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也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提供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前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钱大昕的社会政治思想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经史考证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巨大。在这些经史考证成果中,隐含着积极的经世意识和深刻的义理内涵,隐含着诸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他对国家统一的颂扬,对文字狱的不满,对专制暴君的批判,对仁德之治的向往,对广大妇女的同情,也包括他的某种民族意识,等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史,对此应该有充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