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汉语方言的消极影响之解析和启示

语言是人际交往的最基本形式,语言及其使用日益成为教育者研究的对象。信息时代汉语方言对人们思想感情、人际交往效率、经济成本和行政成本等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具体解决措施是:从横向的角度来做,确定方言和普通话共存的总体思路,创造使用汉民族共同语的环境,建立有效机制,促进全国各行各业使用普通话。从纵向的角度来做,设置情感目标,让方言区民众从情感上逐步接受和习惯使用普通话。     

北京城区本地青年人语言使用调查报告

本文通过样本调查,发现北京话在城区本地青年人中使用范围广,语言地位高,作为强势方言和权威语言普通话并存。影响本地青年人语言使用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北京市的普通话教学和普及模式。北京话和普通话有可能最终形成两种功能变体,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发挥作用。     

"方言"考

现代语言学传入中国后,人们便用“方言”来对译“dialect”。但事实上两者并不完全对应。“方言”这个词语大概可以汉代扬雄所著的《方言》一书,但书中包含了一些非汉语的异质成分。历史上,“方言”“国语”既可以指汉语,也可以指其他语言。文章试图清理有关材料,就中国古今不同的语言、方言称谓作一番梳理。     

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本文旨在探讨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和对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基于“身份认同理论”，以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通过区分移民方言能力的沟通属性与文化属性，建立基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创业决策模型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创业收入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能力的文化属性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1.8%。在采用“双胞胎样本”方法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旧稳健存在。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只对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拥有不同物质资本的个体没有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语言种类较少和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但对创业收入没有上述影响。本文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移民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话里的特殊量词

汉语方言里的量词 ,大都可以视为其所在方言的特征词 ,体现不同方言之间词汇上的区别特征[1] 。另外 ,作为名词的“陪衬”[2 ] ,量词往往属于常用、多义、相对活跃的词类。因此 ,一种方言里的量词还能为我们探究此种方言的特点与变异提供材料和线索 ,包括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北京话有自己的量词系统 ,其中一部分已经与普通话重合 ,另一部分则与普通话、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有很多不同 ,可以看作北京话里的特殊量词     

北京话走进现代

北京话走进现代金汕北京话也是方言，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而建国以来，在全国倡导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尤其北京做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传播媒介的越来越广泛和先进，使北京话与普通话越来越接近，也越来越难区别。同...     

陕西方言与民俗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得天独厚的人文与地理环境造就了古老而灿烂的三秦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陕西民间习俗。从语言方面来看,陕西方言保留了很多的古语成分。本文从调查陕西方言入手,挖掘出既反映当今陕西民俗又见于古典文学作品的词语数条。这些材料不但可直接为方言学、民俗学的研究服务,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了解、考察或研究汉民族的古文化环境、文化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及扩散等提供资料。     

西安市各县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对民族共同语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它往往只适用于某一地区,因而不利于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国务院对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化就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指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方言中的同素逆序词分析

方言中也有不少双音词和共同语双音词的词素逆序,方言中的同素逆序词大多数传承了古汉语同素逆序词中的一序(BA),而普通话说另一序(AB),或者古汉语两序均保留在方言中,普通话用其中一序;有少数是方言颠倒普通话的说法。由于语言习惯、方言体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别,南北各方言对同素逆序词选择和保留的标准并不一致。     

康熙操着赵本山的口音指点江山

正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完全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却根本想不到,真实的康熙讲话很可能同赵本山一样,是一个操东北口音的皇帝,估计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中国方言众多,如果用方言交流,跟"鸡同鸭讲"差不多。以前国家又没有推广普通话,怎么办?不急。以前虽然没有普通话,却有全国通用的官话。政府官员一般都讲官话。只是古代通讯交通均不发达,也没有广播电视,人们很少有学习通用语言的渠道,因此,各地方言的存在异常顽固,口音也非常浓重。所谓的"十里不同     

Building a Bicultural Bridge

ABSTRACT

The balancing act of living between two cultures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Latina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adolescent Latinas, particularly second generation, live with two sets of cultural values that are often in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This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acculturation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family. Issues of identity, biculturalism, and bilingualism—specifically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switching—are dismantled in this case study to gain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unique experience that second-generation Latinas undergo when negotiating two cultural orientations. These findings are important to consider when working with the Latino population as they represent one of the largest immigrant groups and the most rapidly growing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女娲神话重述的文化政治--以遗产化运动为中心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女娲神话作为文化遗产在“神话主义”的逻辑下被政治性运用与重述。在文化遗产评选与保护过程中,女娲的遗迹得到重建,女娲的民间信仰活动得以恢复。女娲在现代国家文化语境下获得了新身份,被重述为文化英雄和人文始祖。同时,围绕女娲神话遗产开展的庙会、旅游、公祭活动,使女娲神话重新整合为当代公共文化。     

全球语境下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哲学思考——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启示

文章探讨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问题与现代性、西方世界文化普遍性的内在逻辑,反思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应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n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Asian Australian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ransnationalism shows that diasporas with transnational orientations and connections tend to have a strong attachment to local and global identities but a weak attachment to the nation state. In addition, it is argued that territorial nation states are losing their authority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and interconnected world. Govern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have responded by tightening restrictions on citizenship and placing more emphasis on social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multiculturalism. Using the Australian Survey of Social Attitudes (2003), this paper examines attachment to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Asian Australian diaspora and examin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migrants and the nation state. Findings from the study reveal a number of social determinants behind variation in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纽埃的社会变迁及其民族、文化的迷失

纽埃从前殖民时期封闭、独立的民族主体,正一步一步向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文化价值延伸。随着文化价值取向的演变,大量的纽埃人移居海外,留守本土的纽埃居民数量急剧减少,但无论留守居民还是海外移民,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失落与身份困惑,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自卑感。本文认为,纽埃的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地理位置孤立、自然灾害频发,它的生存与发展亟需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又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纽埃民族的失落与困惑。     

人文图像中的江南：弹词的地域品格与审美风范

江南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弹词的优雅情怀;弹词的吴侬软语也成为江南的文化标志。具体而言,弹词从两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江南图像：一是水乡的地域品格。经济之富足、人文之昌盛都使苏州弹词拥有了江南气质,充满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认同性。区别于“燕赵悲歌”,弹词的故事大多充满水乡风情、文人雅趣;二是苏州弹词与苏州园林的互文性审美关系。弹词很多故事发生在园林之中,而苏州园林中也经常上演昆曲、弹词。从深层看,弹词与园林有着相似的构造理念与审美追求。     

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及其翻译策略

文化意象翻译的实质是体现文本间文化意蕴的吸收与转化。为保存源语文化意象原有的文化特质和蕴涵,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是一种必然,同时必须权衡译语文化的互文接受能力,才能将源语文化意象的互文性映现至译语文化,产生出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互作用后的新的文化意象。着眼于文化意象的互文性,探讨互文性与文化意象翻译的关联性以及文化意象的翻译转换策略,规避可能出现的消极互文干扰,对于翻译这一具有明显互文属性的文本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