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华夏之音传国学薪火——大连图书馆白云文化

数百孩童着藏青色的国服,吟咏《论语》、《老子》等经典名篇,或同样装束之成年男女,在管弦伴奏下,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就是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和白云吟唱团经常出现的一景。     

历史上的温泉文化

"一道出遥岑,潺谖古到今。雪天声泻玉,月夜影摇金。岁旱施功大,民疴被泽深。浮丘与轩帝,仙迹可追寻。"中国温泉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吟咏这首北宋元符进士夏津县令凌唐佐所写的《黄山汤泉》诗,可以感悟诗中记述的轩辕黄帝曾在黄山汤泉浸泉之情     

杜甫与诸葛亮:历史歌咏中的现实意蕴

一切历史研究,都具有其当代性。咏史怀古诗歌对历史题材的歌咏,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蕴。本文考察论析杜甫诗歌对诸葛亮的吟咏,探讨杜甫赞颂、吟咏诸葛亮的现实意蕴、情感向度,并进而揭示出这一特殊题材的抒写与杜甫的政治理想、生活经历和情感心态的密切关系。     

论东汉士人的“岩穴”情结及其文学表现

东汉官场污秽,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不与当道合作,多高蹈隐逸之行。有的人志追巢父,裂冠毁冕,栖居岩穴,轻慢王公,傲视天子;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有的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与心陷于极度的矛盾中。这些"岩穴之士",有的以坚定的隐逸之志和岩穴生活实践著称,有的则将隐逸之志见诸吟咏,抒发"岩穴"情怀。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国朝文派"时期女真皇帝的文学创作

金源文学至"国朝文派"时期方自具面貌,处于"国朝文派"时期的金代帝王金世宗完颜雍及金章宗完颜璟各有诗词传世.金世宗诗词各有一首留存,诗作<本朝乐曲>当是一首女真语诗歌,诗中讲述祖宗创业艰难,及自己所以继述之意,同时也表达了对金源故土的留恋与感怀.词作<减字木兰花·赠玄悟玉禅师>为谈佛论道之作.金章宗存诗除去残篇,其余六首大体可分为宫中生活、景物吟咏,游览景观吟咏两类.景物描绘富丽精工,笔致轻灵,构思精巧.词作两首,其词咏物而高雅清秀,体小而蕴涵丰富.     

困苦与感伤:论西晋士人的出处矛盾与情的觉醒

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对于此后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但西晋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阶段.由于出处矛盾尚未从理论上得到解决,西晋士人困苦挣扎于动荡、混乱之世而无法自拔,私人感情成为他们渲悲遣忧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西晋士人对私人感情的吟咏流连对于情的觉醒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探讨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不应忽略西晋士人在出处矛盾背景下的情的觉醒.     

时光早晚到天涯

正破阵乐【唐】李世民秋风四面足尘沙,塞外征人暂别家。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如果掩盖住作者名字,你大概不会想到,它竟出自贤明君主、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李世民之手。因为人们一般的印象,历史上帝王会写诗的不是很多,而且,即便是长于吟咏,开基创业者往往雄浑奇崛,雷霆万钧,大气磅礴,俯视古今;至于那些亡国之君,则总是蘸着泪水哀吟,难免"凄凄惨惨戚戚"。而此     

宋代咏物诗的生态文化意蕴

宋代咏物诗的创作十分兴盛,其中数量巨大的歌咏禽鸟花草之作体现了诗人们对自然生态的觉识和对自然界生物的赏爱护惜之情,透露出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友好情感。宋代咏物诗的内容非常丰富,为我们呈现出当时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特征。同时,宋代有许多咏物诗不单单是描摹物态,还往往通过吟咏某一动植物的自然属性和情态来寄托诗人的心志。将自然界中的某些动植物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是自然生态的文化象征价值凸显的表现。梅、竹是宋诗中常见的两种植物意象,集中体现了自然物的人格化特征和生态文化意蕴。     

最好风雅的皇帝

正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青史留名,而在个人修养方面,因自幼受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仅能赋会吟词,还修书题画,几乎无一不能,故有"性契义爻,学贯仓史"之喻。诗:主敬与存诚乾隆一生极爱作诗,他曾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这样勤耕不辍的吟咏,致其御制诗总计有42613首,远远超过了大诗人陆游的9000多首,甚至与《全唐诗》收录的48000多首可比肩。乾隆诗在数量上无疑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从质量而言呢?他的诗追求典故的精细使用和对     

今秋有约相聚丹东

仲秋,是枫叶如丹的时节,即是丹东最美的季节.每到这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使人不由得吟咏起"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千古佳句.     

时光流逝中的生命之歌——古代诗词时间咏叹述评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时间意象具有诗意和哲理。诗人们借此咏叹的时间忧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

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另一种是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前者显示哲学的文化性,后者显示文化的哲学性.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或者成为哲学的一个普通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或者尽可直面现实而野性地埋葬哲学,从而文化哲学亦不必还是文化"哲学".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新探

盛唐之前,主要由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和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一直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题材类型,只有到了王维,山水和田园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取得了同样高度的艺术成就。重新探讨王维诗歌与陶、谢的渊源,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王维对陶的关注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但对陶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复杂多面的,对陶的接受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些都在其田园山水之作中体现出来;第二,王维同时接受陶谢的影响,对陶谢不同的艺术各有汲取,并在某些具体的作品、境界中有所融合。总的来说,王维在艺术上,更接近于陶的自然,而对谢的华贵也有所汲取,但对谢是以扬弃为主的。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及其成果——以黑格尔派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为视角

青年马克思在大学和《莱茵报》期间深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但《莱茵报》期间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观察使他意识到存在领域的问题比意识、观念层面的问题更有决定意义;费尔巴哈哲学颠覆了青年马克思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看法,而马克思对哲学本体论问题“什么是存在”的理解一开始就不同于费尔巴哈.当他从实践来理解什么是存在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完成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使他对什么是存在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对人的本质、人的解放途径等问题都形成了与黑格尔派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观点.     

新诗解读方法说略

若想建构新诗解读理论,使自发阅读上升为自觉鉴赏,应该确立历史主义的态度与立场;把握新诗的艺术个性,破译其隐显适度的意象密码,品味其体现情绪律动的自由化语言,掌握其诗情哲思化的艺术趋势,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同时要多向拓展研究方法,如引进比较法、整体阅读与细读统一、进行创造性的“悟”读等,从而贴近文本实质。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theory of question-oriented refle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前提批判”与“问题反思”表征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同时也构成当代哲学不同的出场路径。“前提批判”是以形态学立场为前提、以重构形态为旨趣的话语行为。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问题,对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才是哲学走向深处的真正语境。虽然形态建构一直是哲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始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方式,问题与形态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具有根本性质。马克思哲学革命提出的“反思的问题学”指涉实践论和“问题学”立场,强调哲学本质上是问答逻辑。坚持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反思批判“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才能达到哲学形态的前提,进而才能构建合理的哲学形态。     

顺应自然: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观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类的文明程度。顺应自然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理念的培育。顺应自然作为一种现代生态文明观,其所包含的哲学意蕴在于真正培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实现向自然的认同与回归首先要自觉培育善待自然的观念——由"保护环境"到"不破坏环境",其次要调整人对于"工具"的文化态度。     

语言流中的文学语言

文学的科学化诉求引发了划分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冲动。在文论史上,理论家们曾尝试区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标准语与诗语言及科学语言与诗语言的差异。这些区分一般倾向于在静态框架之内展开。从动态观点来看,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标准语和诗语言之间呈现为相互支撑;科学语言与诗语言之间体现为逻各斯与神话的对立互补。从发生学角度看,语言就是那种在持续流动中减损消逝并增补更新着的事物。语言的内在流变性证明,任何关于文学语言本质的抽象和规定都是不可能的。     

唐人论孟诗诠论

唐人评论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知人论世;二是具备整体性思维方式。唐人如王士源、殷璠、皮日休等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较之后人更能揭示孟浩然的艺术造诣,也对研究孟浩然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皮日休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更具特点,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歌背景,揭示出了包括孟浩然诗歌在内的盛唐诗风,是在对建安诗风与六朝诗艺的辩证继承、成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极符合唐诗繁荣与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