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魏晋南北朝皇帝元服礼简论

皇帝举行元服礼的年龄和政治时机是皇帝政治地位变化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是皇帝亲政的重要时间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加元服共计19人次,举行元服礼的年龄或早或晚,并不一致,从11岁至20岁不等;各朝礼家所定的年龄也不统一。其原因主要在于皇帝参政时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一方面,元服礼后皇帝开始亲政,其法赋权力产生变化;另一方面,当幼主在位、皇太后临朝时,太后何时＂归政于王＂是关涉皇权最高权力移交的头等大事。     

论法治的政治意识文明功能

法治与人治相对,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政治意识文明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对政治意识文明功能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上的＂克服＂人治功能、政治参与中的＂激发＂功能、政治目的的＂主导＂功能、政治意识的＂强化＂功能、政治意识文明实现的＂保障＂功能等五个方面。     

唐长安西市文化述论

大唐长安西市是晚唐以前最为繁华的都市经济区,是朝廷政治生活与市民日常生活开放的公共空间;是长安城内外上自皇帝下至黎庶不可缺少的都市经济区,是中古封闭的城市主动打开的一扇窗户;是中外商贾云集、中外百货杂陈的东西方商品展销基地,是展示繁荣鼎盛的大唐物质文明和畅通发达的＂丝绸之路＂文明的窗口,是当时世界上货币流通量最大、商品销售量最多的都市经济区,是誉满寰宇的＂金市＂。在大唐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阶段和环节的理论辨析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研究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加强对这一过程的理论研究,不仅能够明晰问题,不断地丰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也具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中对＂阶段＂和＂环节＂的理解及如何使用等方面的分歧,尝试用新的方法来考察＂阶段＂和＂环节＂的含义、特点,从概念上厘清两者的区别,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中的相关表述更加清晰、准确。     

关于北宋时期手诏情况的初探

一、宋朝"命令之礼"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皇帝制度时候,对于制诏有个简单的定义:"命为‘制’,令为‘诏'".历朝历代诏令的制度不尽统一,沿革至宋朝,种类仍旧繁多,依据各种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名称.古代官文书一般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和官府往来文书. 到了宋代,君主诏令文书的分类也更加细致,为皇权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宋史》职官志中记载: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探析

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如何结合其特点,有效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立足我校工学结合实施过程,探讨如何选择恰当的路径,将在校园内传统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有效延伸到大学生＂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系统性地与高职＂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的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实现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确定和分类

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问题之所以非常关注,不仅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前沿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问题的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更在于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实践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许多学者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过程在谈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得出的＂单主体说＂、＂双主体说＂、＂多主体说＂中关于受教育者是主体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本质和主体的主导本质认为教育者是主体的结论,并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进行分类。     

预防职务犯罪的网络监督机制的构建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迫切要求研究如何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网络监督机制。这一机制是指以预防职务犯罪为目的,在一定基本原则指导下,参与网络监督的各种构成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一定基本原则＂应包括实事求是、依法监督和反腐倡廉三个原则;＂参与网络监督的各种构成要素＂主要有网络监督管理者、网络监督主体、网络监督对象、网络监督内容、网络监督手段和方式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主要包括预防职务犯罪的网络监督程序的启动、网络监督信息的处理、网络监督处理结果的反馈等三方面内容。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

在滇缅交界山区,随着清初大型银矿的开发,地方土司受到来自清朝和缅甸两方国家力量的掣肘。新兴宗教的宗师铜金和尚利用矿工秘密社会、矿区商路和私盐市场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间寻求政治发展空间。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后的残局,直接主导了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策。通过检视铜金成为地方官员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山区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过程,本文集中讨论新兴制度创立者社会动员力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以及清朝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伸缩与山区“佛王”体制及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论隋代文坛的两大流派

隋代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分裂,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国家的统一并没有带来文学派别之争的停息。细细观察隋代文坛,我们可以发现隋代文学分成两大流派,这就是以隋炀帝杨广为代表的晋邸王府学士派和以杨素为代表的北方士族派。这两大流派文人的组成不同,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利益,其主导思想亦不同。     

The Rol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Associated Rule of Law*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is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people’s congresses—the people.” The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link in the chain involves political consultation through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The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people’s congresses” link involves a process of obtaining legitimacy for the Party’s views based on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which are then translated into the national will by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The “people’s congresses—the people” link involves the two-pronged logic of elections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The “governing party—the people” lin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which essentially involves social consultati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usually includes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 the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link and the social consultation in the “governing party—the people” link in the chain, both of which are connected through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This logically determines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s congress form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shap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at i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 circular system consisting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legislative consultation—social consultation” is created to guide development of the actual system.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

蒂利的资本化强制理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他在处理英格兰历史经验时遇到了常备军的难题,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格兰改造古代宪章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逻辑。考察休谟对光荣革命的思考有助于推进蒂利的分析。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国王借助专权强化国家,被视作引入绝对主义的准备,引发了议会的猜忌和革命的爆发。光荣革命通过限制专权、革新古代宪章,既为议会和民众的自由诉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建立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原则基础。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革新自身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容纳民众的自由诉求,达成一个兼具自由理想和力量的秩序,既是深入理解光荣革命和英格兰政体的关键,也是我们思考自身历史处境的起点。     

清代《西湖十景图》的“圣境”展现与空间政治

清代《西湖十景图》呈现与重塑了江山一统下的西湖景观风物，承载着对西湖十景文化意象的传承与认同，昭显了皇权印迹下的景观政治，与帝王的江山统驭密不可分。《西湖十景图》结合传统文人绘画和舆图标识，借明晰的景观呈现融入帝王品味及政治意涵，成为权力展现的另一有效途径。作为各景观文化地标的御书碑亭被置于画面中心显要位置，通过空间展示突出强化风景所具有的权力表征与圣境意义。西湖十景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意象不仅是文化的“圣境”，更是体现皇权圣意的“圣境”，带有鲜明的皇权统治色彩。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