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协调与政治稳定——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具有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政体。他强调混合政体在制度上协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融通贵族的权威与平民的自由权利,从而发挥了消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利益纷争、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作用。西塞罗的混合政体其本质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共享权力,建立利益均衡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政治稳定,使利益协调取代以权制权成为实现政治稳定的新模式。因此,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发挥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权威保证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建设协调社会利益。     

论毛泽东的混合政体思想

纯粹民主政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想，毛泽东早年也追求和实践这种理想。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转向了一种混合政体，也就是“三三制”政体。它包括阶级混合与制度混合两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容纳力和理论解释空间，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的政体选择

预备立宪时期,在一部分官僚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起初选择了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度政体,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向议会君主制政体转轨.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选择二元君主制政体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议会君主制政体尽管是西方长期以来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很难说是最佳的政体选择.     

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经过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起来的，1954年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毛泽东关于“政体”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论述及其亲身实践，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开拓进取、革命为民．与时俱进、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时代精神，为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形式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情，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从柏拉图到西塞罗:殊途同归的混合政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论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西塞罗是西古代方混合政体论的集大成者和积极的倡导者.他的政体循环论和混合政体论都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找到渊源.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论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浅议西方古代分权理论

西方分权理论的渊源是古代混合政体理论，在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中，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个阶级手上以及为了调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制度设计要求权力由各阶级分享，因此古代混合政体理论的实质是“阶级分权”。这种权力共享的分权模式，容易导致权力之间的交叉与重叠，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分权标准是对立的。     

概念与机理：政体的设计理路

政体是和国家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反映国家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组织之间的权限关系。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国家政体的具体形态。随着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演进，人类社会经历了集权政体向分权政体的转化过程。政体是历史生成和人类理性建构的产物。政体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人类政体设计的基本理念。传统社会的政体设计体现了集权主义和权力本位的精神实质，将权力集中在最高统治者手中以实现专制统治是集权政体的最高设计理念。就现代社会而言，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保障人们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和充分普遍的社会福利便成为分权政体的价值取向。     

民元时期的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政体理论在近代中国的文化重构

民元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巩固刚刚创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通过法律移植建立起了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非但未能起到有效实现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法统存废、征战讨伐的理由。从法律文化的视维来看,一元权力观对政体制度的重构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对政体理论进行一元权力的文化解读,开启了对政体制度的文化重构进程。     

论马克思主义的政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继承了西方传统中既强调政治制度，又强调社会结构的大政体观，其政体实践徘徊于巴黎公社式平民政体与苏联式精英政体之间。总结长期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平民与精英之间寻找平衡，构造一种能够容纳合理等级和有限斗争的混合政体。合理等级是用来保护人类的好胜心，是有利于精英的一种安排；有限斗争是要抑制人类的弱肉强食，是有利于平民的一种安排。当今中国政体正朝着这个方向演进。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想

共和政体是亚里斯多德的理想政体，中产阶级是其依靠力量，中庸之道是其指导思想。该政体融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优点，兼顾了贫富两个阶级的利益。亚里斯多德的中产阶级出身，是这种理想的产生基础。“主权在民重在法治”等学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改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综述

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政治制度是与本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基本制度，它包括国家的政体形式、结构形式、组织机制、运行机制以及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行为活动原则，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压力集团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等。政治制度既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意志，又规定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政治制度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现实。     

论毛泽东的混合政体思想

纯粹民主政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想,毛泽东早年也追求和实践这种理想。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转向了一种混合政体,也就是“三三制”政体。它包括阶级混合与制度混合两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容纳力和理论解释空间,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立法家、政治家与公民——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一种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亚氏对城邦政体的制度分析,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从“人的因素”视角看,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三者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体：公民依据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各司其职;政治家维持着城邦政体的良好运转;立法家监测城邦的政体,并对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校正方案。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找到了什么是最优良的城邦制度,而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优良政体的趋向及其得以保持的优良条件：有德性的公民、良好的政治家以及立法家的常在。     

台湾地区的政党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政党制度,实质上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两党制。台湾地区的政体形式和选举制度,以及基于族群分野背景下的统独矛盾和蓝绿对立的政治生态,是这一制度形成的主要因素。     

“议行合一”与我国的政体结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议行合一”看成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本文在厘清“议行合一”真实涵义的基础上,认为“议行合一”是成熟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是我国政权建设的方向。现阶段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所遵循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古希腊殖民地：城邦制在海外的复制

古希腊的周期性的殖民活动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本文通过殖民者的社会身份，经济生活和殖民地的政体与对外关系等论证了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阐述了古希腊的殖民地是希腊城邦制的“复制”这一论点。     

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成因和特点

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成因和特点陶飞亚，鲁娜十三世纪中叶，封建的议会制度在英国产生，它标志着英国议会君主政体的确立。在这种政体下，君主虽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并不享有无限的权力，作为等级代议机构的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君主和议会共同统...     

晚清钦定宪法大纲探析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宪政改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论者多强调改革的欺骗性。事实上,清政府采纳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着手将既有的君主专制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政体,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毕竟使传统的政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论列宁苏维埃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价值

列宁苏维埃制度建设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开拓了新境界；探索了苏俄民主制度建设的规律，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议会制度的新型民主制度模武，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入发掘列宁苏维埃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列宁的政治思想，积极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