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美好追求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想--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论述表明,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理想,又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机制,也是一种治国结果,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     

关于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文化渊源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朝历代治国理念,不乏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既是对中国历史几千年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治国理念和文化传统的批判地继承。     

论"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施政思想

作为漳州的首任刺史,陈元光针对自己施政平台的特点,选择并贯彻推行了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措施,取得了治理漳州的巨大成功。他是初唐杰出的政治实践家。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逻辑

政治就是参与和推进国家治理。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国理政,说到底就是从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而有效发挥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特殊促进作用。这就是治国理政所特有的政治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彰显了一系列特有的政治逻辑。突出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固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架构;坚持国家治理与制度改革有机统一,把握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精髓;坚持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有机统一,夯实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基础;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统一,拓展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渠道;坚持惩治腐败与立规严纪有机统一,优化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生态。     

改革开放前国家人事配置中的军队干部资源供给

人事制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环节.对经过长期斗争而诞生的新中国来说,社会自然无法为它提供大量的治国英才.军队作为社会中的先进组织,在长期的斗争中锻炼了军队干部管理国家的能力和素质,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国的干部,成为治国理政人才的策源地,为新政权的运转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新中国国家政治的成长.     

刍议孔子的诚信思想

孔子诚信思想形成的本因是希望能够通过营造自下而上的诚信氛围，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诚信理想——社会个体是诚信的个体、社会交往是诚信关系、管理者是诚信治国，他认为实现途径有三条——强化意识、营造氛围、勇于实践。孔子的诚信思想对令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巩固，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本文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两个发展维度:人文普遍服务和产业普遍服务,它们提供了解决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的治国良方。社会普遍服务的全面实施,能够避免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边缘化,有助于社会民主的推进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打造。作为治国方略,社会普遍服务应成为中国政府强国富民的战略选择。     

论王船山政治思想四位一体的逻辑展开

王船山哲学思想体系宏大而丰富。学术界关于船山政治思想之研究颇多,但对其政治思想之逻辑体系与逻辑建构的关注不多。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的整体社会环境催生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道教的治国观及其当代启示

道教主张以"道"作为治国行政的总根据,通过"生化之道"和"教化之道",阐述了"法道行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依循"道"的特性提出了"清静"的行政原则。道教认为,应该以"清静之政"为治理模式,去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社会井然有序的行政目标。道教对行政之道、行政原则、行政目标、行政方式的探索,蕴含了治国化人应该树立的敬畏精神;道教主张治国行政应该体察民情、关心百姓、顺应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提高行政者素养,这些主张可以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     

论孔子思想的内在矛盾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他一生的政治、学术与社会生涯中一直处于无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他的社会理想、人生追求、学术主张与他的社会遭遇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与撞击,从而使孔子的思想和心态充满着矛盾,成为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孔子既有平治天下的宏伟政治抱负,又为自己设下了终身为人臣的政治藩篱;他既对自己经邦治国的能力充满信心,又常常慨叹无人赏识利用这种能力;他既追求太平盛世、民众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又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君主们现存的统治而出谋划策;他既要入世有为,又十分珍爱自己的“羽毛”,不肯损伤自己理想的人格形象;他既对令人望而生厌的现实痛心疾首,又必须依靠这一现实     

试析李煜词的社会文化根源

李煜词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时代文化与审美习尚的规范,使他的词追求轻艳,重于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南唐的地缘因素和社会风俗的影响,使他的词柔靡而艳丽,重于描写歌舞宴饮的享受和对恋情的追求,具有明显的俗文化特征;南唐特殊的历史和词人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词充满深哀巨痛,抒发自我的家国之忧,摅写了经济之怀,提升了词的文化品格,初步显露了词向诗化道路回归的端倪。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进退有道:吴澄的人生选择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以往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吴澄的理学成就,而对吴澄的人生经历重视、研究不够。吴澄生于宋末,在元初隐居乡间近三十年后,虽三次出仕,但又都很快辞官归隐,这种人生选择是耐人寻味的,从中可以看到吴澄的志趣及其思想,看到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的思考和实践。研究吴澄的人生选择,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吴澄的认识,丰富对元代文人心态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增加对传统文人行为逻辑的理解     

“堕泪碑”引发的官德思考

晋初名将羊祜身居要职而从不居功自傲,时刻把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奢靡成风的晋朝,他能做到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深受人民爱戴,更为后人景仰。     

论蒋捷的自我封闭意识

蒋捷身逢宋元易代之际,独特的遭遇身世以及他高洁的人格使他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和深深绝望中选择了自我封闭。而这种自我封闭意识表现在他的词作中形成了内敛而沉郁的独特词风。他谢绝与外界往来,他的词中频繁出现象征封闭的意象,如＂窗＂、＂帘＂、＂深院＂等,可以看作是他封闭内心世界的外化。     

《安南供役纪事》及朱舜水在越情况探析

朱舜水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清兵入关后,他流亡在外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其长期奔走于海上,曾寓居越南。《安南供役纪事》是其在越南遭受供役之难的详细记载,对研究朱舜水在越活动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白居易与文学商业化

白居易的文名与作品被商业化利用,既是中唐商业发达、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结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政治生涯、思想构成以及才情禀性紧密相关。他主动卖文,标志着中国文人在文学商业化进程中开始了主体觉醒,为后世文人生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雅”“俗”互济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商业化提供了艺术典范,同时也代表了中唐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朱元璋文学思想与诗文风貌——兼论开国帝王文学特征

朱元璋在明初文坛的地位不高,但凭借帝王身份,他对明初乃至明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其文学思想明显带有回归先秦儒家文艺观倾向,文学观念宽泛博杂,崇尚实用功能,淡化文辞、体制要求。文风由此呈现质朴率真、粗豪雄放之美。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在历代开国帝王中最具代表性,其崇儒尚实文学思想和朴野自然文风又体现开国帝王文学重质轻文、抒情豪迈、不拘格套的一般特征。作为出身寒微开国帝王的文学典范,朱元璋文学成就不可小视。     

明代滇中诗人陈表诗歌创作

明嘉靖浙江道监察御史陈表,素有"铁面御史"之称,因"忠直见忤",自楚归滇,陈表不仅因为官高品、为民谋利而名垂青史,更作为一位清雅、高远的诗人而为后人所景仰。其诗体写田园风采,可与陶潜诗一比;同时其诗表现了诗人洁身自好、耿介绝俗,首开玉溪文化先河,为明代云南文学崛起、特色形成平添劲力。     

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上）——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

天朝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对外关系模式,鸦片战争前,英国力图改易之,它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律劳卑的强横方式受挫之后,义律进行了新的尝试,其职官身份得到了天朝的认可。由于与本国政府的意旨不相枘凿,义律陷入了＂遵此违彼＂的两难之中,刚建立的官方关系中断。为打破僵局,义律更明确地提出融通中外体制的主张,设想了在他看来可以两全的新方案,未被中方接受。广东厉行禁烟之时,义律对方案作了调整,广东当局也有所变通。中英由此实现了＂官方直接通讯＂,而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义律对华较为平和,较少强权意识,注定了被免职的结局。但他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揭示的趋向,对于探讨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