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程度副词＋名词”

一般的语法书和教科书在谈到副词的语法特征时都指出,副词一般都不修饰名词,并且把能否受副词修饰作为划分谓词和名词的重要标准。但实际上,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口语和口语意味比较浓厚的书面语作品中＂程度副词＋名词＂的现象时有出现。特别是＂很阳光＂、＂很绅士＂这样的＂程度副词＋名词＂的新用法似乎一夜之间异军突起,广为流传。这个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汉语语法学界就存在很大争议,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全文也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鄙的看法。     

现代汉语“找”字语法化倾向

汉语介词和动词的特殊关系使得“找”的语法化成为可能。“S＋找＋NP1＋VP1＋NP2”句式是“找”实现语法化的句式；“寻觅”义是“找”实现语法化的语义基点。但是，“S＋找＋NP1＋VP1＋NP2”句式中，“找”语法化倾向虽然很明显，但还未完成完全退掉动词用法而成为纯粹的语法标记。     

广州话与壮侗语的后修饰成分比较研究

广州话与壮侗语的后修饰成分比较研究黎意０．１在修饰关系中，上古汉语可能曾存在过“正＋偏”的结构，即被修饰语在前，修饰语在后。如甲骨卜辞中的“丘商”、“自喜”，《左传》中的“城颖”（隐公元年）、“城濮”（僖公二十八年）等地名都反映了这种语法规则。当汉语...     

简论吕、王、高三书体系的异同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三部语法学专著，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较大影响。三书都力图抛弃从《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以来一般研究汉语语法的方法——套用西方语法来写汉语语法，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建立反映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体系。因此，三书在体系上有同有异。三书共识之处很多是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精辟见解。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句法问题上，认识到汉语缺乏词类形态的变化，但却有着丰富的造句法。改变了历来以西方的“词类研究为重心”因袭模仿之法，根据汉语语法…     

汉译佛经语言中的“V＋于＋O”结构

汉译佛经文献中，“V＋于＋O”结构非常普遍，即在及物动词和直接宾语之间加“于”字。这种特殊的结构可能是早期译经师对上古汉语中固有“V＋于＋O”结构的模仿，或者是对这种结构的误读所致，这都可能导源于早期译师们对汉语的不太熟练的掌握。后世的佛经译师或有意或无意地套用这种句式，客观上推广了这种句式。     

浅谈语法修辞结合问题

由《修辞学习》和《营口师专学报》两家杂志联合发起的语法修辞能否结合问题的讨论，在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都是前所未有、意义深远的。它对语法学、修辞学的研究以及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法修辞能否结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可以结合，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一种认为不能结合，以史锡尧先生为代表。郭绍虞先生在他晚年所著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一书中指出：“汉语的语法可说经常与修辞相结合的。结合是正常的，不结合是部分。”①并从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两个方面阐述了“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汉语语法一方面非常容…     

东汉译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东汉汉译佛经材料中，已经出现的几种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诸如范围副词“都”，引进动作涉及对象的介词“共”，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同义连用助动词，句未有“不”的疑问句等，都早于同时代的其它文献材料。汉译佛经使用的是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材料，从汉语文研究的角度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语，对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受事＋被＋动”句式中“被”的词性辩析

“受事＋被＋动”句式中“被”的词性辩析郑献芹“被”字句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句式。它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受事＋被＋施事＋动词’；另一种是“受事＋被＋动词”。也就是说，“被”字后边的施事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当“被”字后边的施事出现时，“被”是介...     

“连续”词性辨析

“连续”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其词性标注为动词。通过对“连续”一词出现的句法环境进行考察，发现“连续”经常做状语，已丧失了动词典型的语法功能——在句中单独作谓语，却保留了动词可以作定语、受“不”修饰的非典型语法功能。经过分析，认为它是语法化的一个中间体，其词性应该为副词兼区别词。     

《马氏文通》: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出版一百年来，人们以“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来评述它。本文把《文通》放到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河中考察，认为《文通》提供了中西文化结合的范例，为各个领域吸收西方文化开创了路子；《文通》成功地构建了汉语语法体系，促进了汉语语言学的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文通》广泛地选例，促进了诸子各家思想的传播、融合，弘扬了民族文化。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读《汉语语法史概要》——同潘允中先生商榷

<正> 潘允中先生的《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以下简称《概要》)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语法的发展》之后,全面系统地描述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的又一部专著。它在论述中“注意一个‘史’字,力求做到上联甲骨、金文和《尚书》的语法材料,下系近代乃至现代作品”(《概要·前言》),同时注意吸收近二十年来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的新见解、新成果。无可置疑,这是一本好书,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论《水浒传》中的詈骂词“鸟”

《水浒传》中“鸟”用作詈骂词的例子共有一百七十八个。透过对这些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鸟”作詈骂词使用的情况不仅《水浒传》中存在，其它同时代著作中存在，而且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也普遍存在。     

从成分分析法到层次成分分析法──兼谈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的析句方法

在教学语法中，桥句方法不仅要有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要有操作实践的简明实用性，因而析句方法一直是教学语法的焦点之一。汉语教学语法的桥句方法经历了由句子成分分析法到引进层次分析并吸收成分分析的长处再到融合成层次成分分析法的婚变过程。本文简略回顾一下这～过程，并着重谈谈邢福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中的层次成分分析法。50年代至70年代，教学语法的折句方法采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也叫“中心词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认为句子是词在同一平面上的简单加合而成的，“分析时要求先一举找出全句的中心…     

评《现代汉语教程》语法部分的创新与出新

近年来,高校文科《现代汉语》教材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新近推出的吴启主主编《现代汉语教程》(下称《教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为改革教材现状作了不少努力,在语法体系“创新”和内容上的“出新”方面取得可喜可贺的成果。一、体系的“创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教程》是努力地挣脱了句本位语法的传统重负,建立了基本上可称为词组本位的语法     

《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问题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初期的作品。由于该书语言比较接近口语,它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上无疑是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想从构词角度对《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问题做个初步分析。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基于对《马氏文通》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分析

《马氏文通》建构了自己的元语言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建忠对建立汉语语法学和开创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马氏的模仿不是机械的,而是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语法学说,结合汉语的实际,将西方的语法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突显了汉语的“字”不同于英语的“词”,用“字类”替代了西方语法学中的“词类”;马建忠的“实字虚用”和“虚字实用”,直指“汉语实词不可分类”的事实;在字类中专设“助字”,体现了汉语助词与英语虚词的不同功能;“句读”及省、顿、次、式等概念,“为华文所独”,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与现代“篇章学”的有机结合.马建忠较为成功地建构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体现了“体用结合”思想.     

新时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方向初探

一、历史回顾 1956年,中学、师范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语文的体制。中央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为编写中学、师范的《汉语》课本,便拟订了一个教学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这个综合性的语法体系吸取了《马氏文通》(马建忠著)以来中国语法研究的一些优秀成果,对当时中学汉语(语法)教学,普及语法知识,无疑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的。但是,它的析句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有人称为中心词分析法),指出     

《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都”及其语法化

《儿女英雄传》是《红楼梦》通向现代北京话的中途站，通过它可以了解汉语在19世纪中期的基本面貌。当时，副词“都”已具备表示范围和表示语气等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中有一类兼表已然义。根据《儿女英雄传》中反映的语言事实和语法化的一般规律，副词“都”的语法化路径应该为“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兼表已然义的语气副词”。     

论&lt;&lt;水浒传&gt;中的詈骂词“鸟“

《水浒主》中“鸟”用作詈骂词的例子共有一百七十八个。对这此最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鸟”作詈骂词使用的情况不仅《水浒传》中存在，其它同时代著作中存在，而且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也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