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质疑

面对社会上见危不救、漠视生命的现象,有人提出我国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但当前我国刑法并不适合设立见危不救罪,因为若设立这个罪,不仅和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相抵触,而且违背刑法谦抑性理念。     

关于见危不救的刑法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见危不救涵义和表现形式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关于见危不救入刑的考证,新阐述了见危不救的涵义和表现形式.在我国把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需的.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而言,道德需要不断的法律化,而且道德的法律化是因时而变的;从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适度入刑有利于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同时,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也要求适度的法律化;另外,从"见危不救"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它也需要刑法予以调整.     

关于设定见危不救罪的可行性问题研究

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到刑法范畴具有可行性。因为见危不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的前提。从刑法角度看,设定见危不救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重大道德义务可以成为见危不救罪作为义务的一个重要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立法,可以为我国刑法设定该罪寻找立法模式。在考虑到我国目前具体社会状况前提下,见危不救罪的主体暂时限定为三类。     

“见危不救”引发的道德谴责与刑法规制——从法理学角度的探讨

近几年关于“见危不救罪”的刑法入罪讨论的非常激烈,不仅在刑法理论上,许多学者各抒己见,司法实务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民众也持不同观点来看待。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提案,要求通过刑法来规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刑法层面的具体体现,本文将具体阐述之。     

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

“见危不救”应否定为犯罪,必须在对“见危不救”准确界定和分类的前提下,通过对法理学中法律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价值基础、法律的创制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内容的分析比较,通过对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之规定性、刑法因果关系、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剖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任何不加分析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见危不救”与“见危救助”的道德与法律思考

“彭宇案”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该案件所折射出的道德缺失与法律责任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新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也引起人们对道德问题的重新审视。文章积极探求引发道德缺失的根源,其对社会道德重塑与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蔡婆婆不救窦娥之原因初探

本文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不允许、蔡婆婆救窦娥的时间不够、蔡婆婆没有足够钱财和人脉、蔡婆婆的软弱性格、为表达戏剧主旨关汉卿的刻意安排几个方面,对蔡婆婆不救窦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更深刻的体会关汉卿《窦娥冤》所传达的精神实质.     

一般救助义务的刑事化问题

将一般救助义务刑事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宗族社会治理和连带责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自秦至清,均设有见危不救的相关罪名。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宗教教义,迄今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都设有“坏撒玛利亚人法律”。普通法在传统上虽持反对立场,但例外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从损害原则出发,在缺乏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未能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对他人利益的不法损害,应当入罪。从立法效果上,则可呼应社会团结的刑事政策目的。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模式,结合我国罪名体系现状及立法习惯,可以将见危不救罪设于第四章遗弃罪之后。总之,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应对罪名数量脱敏,保证犯罪化的正当性才是刑事立法的核心要义。     

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宪法权利。受社会生产相对落后以及原有二元社会制度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现状堪忧。社会保障立法缺失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缺失;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致使农民工无法享受相关权利。要使农民工实现社会保障权,必须从立法、行政以及国家履行积极义务等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是对法律与道德的深入理解。法律与相关联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契合,构成了法律制度稳定和合理运行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法律职业的基础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强化原因、过程和实施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为我国此项教育规范化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在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开设严格的专门课程、组织必要的上岗考核和全方位的终身教育等是职业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措施。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刑法保障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金融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面临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风险。我国应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尽快确立甄别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相关违法犯罪的刑法标准。从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两个方面、出罪标准和定罪标准两个层次上来设定互联网金融的刑法保障标准,出罪标准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定罪标准是行为同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保护互联网金融合法经营活动,宽宥对待其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范应首先考虑运用民商、行政等法律,只有在其难以有效发挥保障作用时,才需要刑法介入。     

美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系统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国家,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点,目标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美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调节各利益集团的关系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分析美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特点、问题及改革过程,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要以立法为保障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应格外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应积极应对即将进入的老龄社会带来的问题。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和原因在于当代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相辅相成和相互凭借的趋势及其道德上的要求。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和原因是生态、经济、道德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及其彼此融合的时代要求。第三个原因则是生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及其道德上的要求。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试论道德对法律的支持

作为社会调控系统中的法律与道德 ,尽管各具不同特性 ,但二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的确立和实施都需要有道德的支持。笔者认为 :良法的价值基础源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性标准 ;道德的柔性、内生性、自律性的规范特性与法律的刚性、外生性、他律性的规范特性正好优势互补 ;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给道德对法律的支持作了最好的诠释。     

当代中国法治与社会道德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环境系统由社会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社会道德评价环境共同构成。道德认知只有外化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统一的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则是由法权威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也同样是法权威的获得依据和保障。一定社会的法治总是对它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有着其固有的要求。就当代中国法治而言,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道德的一致性、道德的先进性、道德追求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同趋性。     

道德与法律的双向价值阐释

道德与法律并不是互不相涉的。从价值哲学角度看,法律对道德的价值表现在法律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强化人们对道德的遵守;有助于人的德性养成;其对恶的惩治也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道德则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它也有助于降低法律实施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法律的先进性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