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通行本、帛书、上博简《周易》卦名辨异

卦名是<周易>语言文字系统的第一项内容,不同词性的卦名,也就是以形象名卦还是以意义名卦,可以表现出<周易>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思维方式的演进.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我们体会了<周易>"立象以尽意"的古老的象征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相信帛书、楚竹书<周易>在年限上确实早于通行本.     

从《周易·临卦》看儒家的政治观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包含着丰富的、极具儒家特色的政治思想.通过研究<周易·临卦>,本文既借助此阐述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事理逻辑,又在"保民"和"民本"两个具体维度上探寻临卦的深层政治意涵.     

以象数扫落象数——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的变革

王弼《周易注》突破了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观下"占验灾异"与"推象通辞"的"象数",主张"随义取象",注重卦时与爻变,以自身玄理下新的象数,代替了汉儒烦琐推衍的旧象数,纠正了汉易"义理出于象数"的颠倒思维。王弼《周易注》对汉易象数突破的核心,不在一卦一象的解释,亦不在所谓不论"互体""卦变"等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整个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论左传周易所体现的人性论思想

<左传>中对<周易>的应用,反映当时人们对<周易>的认识,其中占筮的主要方法是以卦象来论断吉凶的.其中涉及的卦象与<系辞>、<说卦>、<杂卦>的内容基本一致,是较为复杂的象数体系.<左传>中人们在用<周易>占筮时,结合人的德性,将对成败得失的评价和道德价值的评判联系起来,将对社会政治规律的探索和人的德性联系起来,体现了对人自身社会属性的重视.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后代人性论思想的滥觞.     

易象:《周易》的诗性话语及其象征

中国文化是用诗性的话语来表达的.<周易>之象、<诗经>之兴、<春秋>之笔,是中国文化诗性话语的三种表现模式.其中,易象用以寓理,诗兴用以抒情,史笔用以叙事.易象包括卦爻象、卦爻辞两部分,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但不是抽象的逻辑的哲学阐释,而是直观的形象的诗性描述.从整体上说,易象是隐喻,是象征,易象所蕴涵的道理是宗教的,哲学的,但表达方式是文学的,象征的.<周易>以"立象尽意"的方式传达出对世界诗意解读,易象也就成为隐含<周易>易理的诗性载体.     

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20世纪的《周易》古歌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起,郭沫若等前辈学者开始从诗学角度对<周易>进行探索.到20世纪70年代止,这一研究主要限于以<周易>的一爻为单位,运用比兴理论与<诗经>等先秦诗歌进行比较.20世纪80年代末期,傅道彬等在前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应以全卦为单位对<周易>古歌进行解读的理论.这些研究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对先秦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周易》"吉""凶"论的辩证关系与现实价值

<周易>包括两个部分,即<易经>和<易传>.<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又是一部卜筮书,是中国最早的学术专著.<周易>其神妙可以预知未来,其智慧可以隐藏过去.<周易>告诉人们要趋吉避凶:<周易·系辞>曰:"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陷,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1](P301)"正,终吉";"不正,终凶"[1](P266).     

从《周易·比卦》看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

<周易·比卦>涉及亲比的多个方面,长期以来被奉为安邦定国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准则.其智慧对发展中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周易·比卦>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意义、研究主体、研究客体以及研究视域等四个方面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以比得吉,真诚友善,保持根本,广纳博采,既是比卦的核心所在,也是比较文学的根本所指.     

试论《周易》的人文精神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人文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周易>的传文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高涨的文化背景,与<周易>的经文所反映的那种宗教巫术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周易>以天道为人文的起点,认为人文仿效天道而成.六十四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源于<周易>的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与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旅》、《大壮》二卦的历史学蕴涵

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在<旅>、<大壮>二卦中分别记录了王亥被杀、上甲微复仇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商朝建立之前历史的重要文献.由于研究方法上存在偏颇,学者至今对<旅>、<大壮>二卦所蕴涵的历史学意义仍认识不足.     

由“七日来复”解谈卦气说之弊端

很多学者研究证明,西周时人们根据月相盈亏规律进行记日,即采用"月相四分"法记日,<周易>卦爻辞中保留了这种记日法.而卦气说采用的汉初历法与其有很大差别,因此历代注家以汉代卦气说对"七日来复"进行训释就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样,通过对"七日来复"的解释,可以对孟氏卦气说作相应调整,使其更为臻善.     

在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之间--从西方汉学的角度再度探讨王弼的易学

王弼(226-249)的<周易注>及<周易略例>包含其独特的形上学及政治哲学.这一次,我想以其易学最基本的范畴-即"主爻"原则-为切入点,试图阐释王弼对于"君主"、"权力"、"政治竞争"等的论述;然后,透过西方汉学近年来的一些新研究,重新探讨王弼在<老子注>及<周易注>所展开的不同政治愿景.     

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易》: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

<周易>流传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是人类最早的一个符号推理系统.阴、阳爻画是初始符号,八经卦、六十四复卦是对象语言,六、九、初、上、阳爻、阳位、阴爻、阴位等是语法语言,卦名、卦辞、爻辞是自然语言.阴、阳初始符号,卦名与卦象的关系,卦辞爻辞对卦象爻象的例说性,决定了<周易>符号系统的类比推理属性.<周易>类比推理的方法,主要有据象推理、据辞推理、象辞结合推理,推理结论具有或然性,推理者的经验性和悟性是提高类推结论有效性的两个重要因素.     

《周易·蹇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的演变——兼论屈原与易学的关系

比较今本、帛书本、楚简本与《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的"经文",可以发现诸本中该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应该说明了以上诸本作者在该卦命名、拟辞及卦义理解上的某种不同。屈原《离骚》所及该卦卦名及卦爻辞,既与《离骚》的主题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屈原既熟悉易学,但却不拘泥于《周易》,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境况对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特点。     

《易经》中的身体哲学

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我们当今时代的哲学研究是从意识哲学在转向身体哲学.身体哲学的研究就把我们的视角带向了中国的远古,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为中华文化之源的《周易》中蕴含着丰富的身体观念,《周易》的作者以八卦表达了他对世界的哲学思考,画卦时“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就是由自身出发观察宇宙万物的一种思维模式.     

医易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易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易经>中包含丰富的原始医疗卫生知识;二是<周易>构建了中医哲学之基本精神:生生之道;三是<周易>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道器合一、时空并重、贵用疏体、直观妄想、真合假分、重性轻量、象义互参.深刻理解"医易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于医道难以深入,于易道可能也难以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