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性分析的中国组织管理理论模式取向浅析

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基础,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是一个贯穿管理始终的核心问题。基于人性分析,在管理理论发展中,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文化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同时基于人性假设理论相应提出了一种管理模式。通过对各人性假设理论和管理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环境,对我国现阶段组织管理模式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

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王询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际关系的忽视众所周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一个基础是关于人性的“经济人”假设。而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相互独立的。在进行交易时，他们与交易对手之间所发生的完全是互相利用的物...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衡量德性的准则。所谓“中道”即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就是善,过与不及就是恶,“伦理的德性即是中间性”。中道德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对于恶与不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是绝对的,“不存在中间的过度,永远是罪过”。中道的实现是不易的,但是可能的,这需要行为者具有知识,且需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中道德性论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中道德性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两种人性假设对政府角色的影响

“经济人”与“中心人”这两种人性假设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及其官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人性假设。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下 ,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和实施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同时目前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本文将探讨这两种人性假设对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给予的借鉴。     

从时空相对性看"经济人"假设的变迁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抽象掉了人的其他属性,只研究人的“经济人”属性。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演变。随着“经济人”假设的变迁,其条件和边界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和重新界定,已由“传统经济人”演变成“新经济人”。在其变迁过程中,“经济人”始终是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从某一层面、抽象地分析一定经济现实背景下人的本性及其活动,是时空相对的。正是“经济人”假设的这种时空相对性,才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惑,推动着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人性视野中的犯罪及其考量

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犯罪.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论建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逻辑基点的历史转变

人性假设理论是现代管理学的前提和基础,而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党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过程,所以人性假设对于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党成立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的逻辑基点经历了由"道德人"假设到"经济人"假设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扭转现阶段反腐败的巨大压力的局面有重要意义。     

企业管理中的企业家社会资本研究

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是解释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的尝试。企业家社会资本以“社会人”为人性假设,在企业管理中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获取信息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人性论与人治法治的关系

中国的人性论与专制人治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什么看法 ,他们都主张专制人治。性恶论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论前提 ,它实际上抽去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在为专制人治张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础是人性善恶二元论。人性中有恶的成分 ,决定法治是必需的 ;人性也有善的方面 ,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西人性论的差异

中国和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的基础。     

"制度人"假设与制度功能性分析

"制度人"假设不仅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也是人内生的对制度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应该是"经济人人性"、"道德人人性"和"制度人人性"有机结合的"完整人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基础."制度人"建设尤为重要,应以人性体系为基础构建能使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最大化的制度体系.     

民事主体人性基础的多重视角及中国价值

在民事主体制度实践中,人性基础在认识上展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状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善恶假设奠定了"经济人"民事主体理论基础;认识论视角下"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理论假设让我们看到民事主体不仅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理性抑或感性的动机成为支配其社会行为的基础;在关注人生存状况的社会学意义上,民事主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为民事主体的现实存在基础。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事主体制度人性基础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明确和合理调整。民事主体多重人性基础的理论审视对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工作的“人性”假设

社会工作的主客体都是人,因此,如果说社会工作的前提之一是需要确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关于“人”的理念和对“人性”的理解。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抵制的是以下的“人性”观念：第一,“人性”的自然生理假设。不可否认,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历史本身包含着生物进化的过程。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却是其社会性。     

“善因论”：司马迁的经济理论

文章认为司马迁有着他的经济管理理论即“善因论”——经济放任主义，并分析了这一理论赖以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     

市场经济与恶

市场经济与恶穆纪光在历史哲学中，“恶”充当着一种类似英雄的角色。康德把人的的个体化倾向（追求个人利益而违背普遍立法的个体性倾向，即“恶”的倾向）同人的社会化倾向的对抗，看成唤醒人的全部才能的动力，认为人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步正是从人对荣誉、权力、财富和...     

基于人性假设分析的公共意识培育

在中国语境下,人性假设理论提供了公共意识培育分析的借鉴,但不能纯粹按照西方的人性假设理论去教条搬用,应该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因此,重视意识事实的人性假设是公共意识培育的现实前提;符合情境性的人性假设是公共意识培育的境遇安排;兼容个体多样性的人性假设是公共意识培育的社会分层;关注个体意识取向的人性假设是公共意识培育的具体基础。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