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情理冲突"之调和与深化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表达了自主的婚姻观念,但是很多作品也表达了维护"名教"的思想,因此才子佳人有风流大胆的一面,也常常处于"情理冲突"之中.才子佳人小说没有真正解决才子佳人的"情理冲突",而是通过种种方式遮蔽了这一矛盾.而<红楼梦>中的"情理冲突"无法调和,并最终演化为人物命运的悲剧.曹雪芹以人物的命运悲剧更为深刻地阐释了"情理冲突"的实质,表现出了自由爱情和婚姻与社会礼教规范不可调和的矛盾.     

重评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对中华民族婚恋心理影响至为深巨,然而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十分薄弱.要扭转这一局面,最重要的是要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有客观通达的认识.才子佳人小说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它成功地将人们普遍的求同与求异两种矛盾心理保持在最佳张力场内,有很强的可读性,它以人为本的婚恋理想是进步的思想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心理真实"或"未来真实",它在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中至少应该占有设立专章的地位.     

试论《平山冷燕》的思想与艺术

佚名所著的《平山冷燕》,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名篇。问世后即被译成满文,1860年由法国人裘利恩(一说为法国汉学家斯坦尼拉斯·于连安)译为法文,是较早的被译成外文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两对才子才女以才相慕、由才生情、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虽然其题材内容无创新可言,但思想与艺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在小说发展史上应具一席之地。这部小说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从故事情节来看,可谓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它与《玉娇梨》、《好逑传》毕竟是明末清初风行二百年间才子佳人小说的佼佼者,是从由《金瓶梅》开拓的文人创作长篇小说新路上的一段路基,为《红楼梦》的横     

婚恋心理的优越感与自卑感——与一个青年事业者的对话

社会上总有一批孤高的创业者,这些人往往扮演了事业上的成功者、爱情上的失败者的双重角色。我的密友田夫(此友生自农家,以田夫自号),系某大学法律系的青年教师,精通三门外语,创立了两门新学科;然年届三十,婚姻尚渺茫无期。通过我与田夫的时话,对他的婚姻心理进行一番展示。赵:兄年届三十,学业上已成功了,婚姻上却一无所成,不着急吗? 田:一点不急。我现在仍同十多年前一样,认为我将来的婚姻是美满的,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佳人爱才子”不一定成立,但一个在事业上有成就的男子,必能赢得某个出众女子的心却是规律。事业者首先是个理想者。我比别人更多地生活在理想世界     

论明末清初剧作家的"佳人"情结

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共性特征,均是集色、才、情、德干一身的美好女性.在这样完美的佳人身上既寄托着中国文人的婚姻理想.也包含着文人潜在的攀附心理.在明末清初剧作家的潜意识里,佳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为男性服务,因此,佳人越是被塑造得完美.就愈加巩固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跨文体的“人物仿拟”——浅议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对晚明小品的继承

作为古代重要的文体类型,晚明小品文所独具的文体元素并未因明清易代所带来的文体因革而彻底消失,而是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基于相似的地域背景与身份特征,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以晚明小品的创作者为模型来仿拟创作:前者故事中的才子形象既借鉴了后者任诞放肆的品性,更延续了后者任情尚游的行为.     

试论用社会历史研究法研究唐代小说的得失——以唐代士人婚姻与仕宦之关系为讨论中心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时候的小说创作与史官文化联系极为密切。由于作者追求叙述的真实性,唐代小说成为后世了解唐文化的一个窗口。这种情况的出现,为学者利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研究唐代小说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此方法来考察唐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对唐代小说的创作及主旨有更深更为贴切的认识。但在运用此方法时,不能执着于用时代背景来阐释文本而替代对整篇小说的综合体察,否则会对作品主题有偏颇的认识。本文以唐代士人的婚姻与仕宦之关系为例,探讨用社会历史研究法研究唐代小说的得失。     

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历史教训

一、从“褒”与“贬”的问题说起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从积满历史烟尘的“冷宫”,终于又回到文学的殿堂。这是古典小说研究中的一件大事。许多同志为此做了工作。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对这部分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前代恋爱、婚姻故事的渊源关系,思想艺术成就,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做了初步研究。但研究中的不足也露出了端倪。问题归结起来是:人们研究问题的主观逻辑偏离了作品的客观逻辑,以致描摹出来此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构成,与人们从作品中可以实际看到和感到的对不上口径。诸如:论证才子佳人小说具有“现代性爱”的积极因…     

贾平凹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纵观新时期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通过文化视点来折射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冲撞、人性的裂变、现实的困境。创作内容上表现为文化的焦灼———内容冲突论;人物塑造上体现为人性的撕扯———性格矛盾论;创作环境上凸现为现实的苦闷———生存疲惫论,由此透视出贾平凹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爱,附丽在哪里——从一些文艺作品看婚姻观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婚姻形态成为社会学家十分重视研究的社会现象之一。在我国,最近几年,无论文学艺术家或是社会学家,都在通过其文学艺术创作和社会调查,探索婚姻本质及其他有关问题。鲁迅说过:“不要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意义全盘疏忽了。人生的第一意义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附丽在哪里,也就是婚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这一探索中的核心。近来,一部分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性解放、爱情至上、婚姻复归以及阴私爱情等诸多倾向,无不是在宣传一种婚姻理想、欲望或志趣,最后都在通过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回答爱附丽在哪里的问题。有个中篇小说叫《问心X愧》(作者汪雷)。小说密织了一个情     

黄宗羲公观念论析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也异常活跃,公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针对灭私立公的传统公私观,黄宗羲提出“自私即公”,并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公天下。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种公观念带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试论环境资源法之法律目的产生的伦理思想基础

每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法律理念,法律理念的实现有赖于构成该国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的分工和协作,因此,必须将法律理念具体细化成作为各个法律部门统率的部门法之法律目的。环境资源法的法律目的有其产生的环境伦理思想基础,通过比较中国古代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源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我们应当将已被发展了的以"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我国环境资源法之法律目的形成的主要伦理思想基础。     

论清末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启蒙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镜子面前都客观的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堕落、异化、苦闷、彷徨、追求。在这过渡时代的背后,走出了具有朦胧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尽管还体现着幼稚和不成熟,但启蒙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这段时期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新的小说形式——社会言情小说来表达的。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这个时代就不能疏忽这一时期的小说,而社会言情小说,以它思想的深刻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试论早期京味小说的市井情味——以《小额》、《春阿氏》为例

京味小说是现当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但问世于晚清时期的早期京味小说却不甚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主要以《小额》、《春阿氏》为对象 ,同时结合其他京味小说 ,从叙述方式、视角、文化精神等方面来探讨早期京味小说所表现的市井情味。     

论唐代小说的“制度异化”型婚姻模式

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优秀篇章,深刻揭示了纳妾制度给男女主人公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是婚姻制度带来的异化后果,其中包括纳妾制度影响男人心理而造成的人生悲剧,也包含纳妾制度扭曲女人心理而导致的婚姻悲剧,还包括以“至妒”为标志的女人们对纳妾制度的拼死抗争.这种文化意蕴就使此类唐人小说具有了超时空的认识价值.这说明唐代小说家对家庭问题的描写与思考,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婚姻制度层面,并且捕捉到了这种制度对人物形象深层心态的影响.这充分显示出唐代小说家观照视野的宏阔性、思想见识的深刻性与小说艺术的创造性.     

试论辛弃疾的祝寿词

南宋时期是祝寿词特别发达的时期,生活在该时期的辛弃疾也写了大量的祝寿词。这些祝寿词可以分为“自寿”、“寿一般人”、“寿亲戚”、“寿上司僚属”四类。辛弃疾的祝寿词虽然也带有封建士大夫互标风雅、互颂功德的缺陷,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祝寿为题,勉励对方建功立业,恢复大宋河山,因而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     

Microcosms of democracy: imagining the city neighborhood in World War II-era America

This essay sketches the rise of a Popular Front-inflected vision of the U.S. city neighborhood's meaning and worth, a communitarian ideal that reached its zenith during World War II before receding in the face of cold-war anxieties, postwar suburbanization, and trepidation over creeping blight. During the war years, numerous progressives interpreted the ethnic-accented urban neighborhood as place where national values became most concrete, casting it as a uniquely American rebuff to the fascist drive for purity. Elaborations appeared in the popular press's celebratory cadences, in writings by educators and social scientists such as Rachel DuBois and Louis Wirth, and in novels, plays, and musicals by Sholem Asch, Louis Hazam, Kurt Weill, Langston Hughes, and others. Each offered new ways for making sense of urban space, yet their works reveal contradictions and uncertainties, particularly in an inability to meld competing impulses toward assimilation and particularism. Building on the volume's theme "The Arts in Place," this essay examines these texts as a collective form of imaginative "placemaking." It explores the conflicted mode of liberal nationalism that took the polyglot city neighborhood as emblem. And it outlines the fissures embedded in that vision, which emerged more fully as the provisional wartime consensus dissolved.     

日本遗孤回国后的社会融合过程

论文按照回国政策与实际回国进程将日本遗孤分为第一期(1985年以前)、第二期(1986-1993年)、第三期(1994-2000年)、第四期(2001年以后)4个回国群组,并运用对51名遗孤的访谈数据,分别阐明了各回国群组的社会融合过程。第一期回国者在外国人接纳体制尚未建立且政府支援政策欠缺的状况下开始日本生活。他们虽然回国年龄偏低,能较好地发挥个人能动性,但是一般从事低收入劳动。第二期遗孤回国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大量用工单位亟需劳动力,加之支援政策改善,就业并非难事。然而由于年龄限制与语言障碍,该组成员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并长期遭受歧视。第三期回国者因年龄及“平成萧条”社会环境因素不再就业,靠政府救济金维持生计并处于孤独状态。第四期遗孤回国后直接参与国家赔偿诉讼,与其他群组成员一起迎接新支援法的实施。     

试析清代北京通俗小说的出版与说唱业的关系——以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为例

北京是清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之一,共有51家书坊刊刻通俗小说,计版本133个。通俗小说出版的繁盛时期是光绪年间,但绝大部分都是翻刻本或话本小说选本,仅有侠义公案小说例外,《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彭公案》等作品都产生于北京。北京说唱业的发达为侠义公案小说的成书提供了契机,《三侠五义》的前身《龙图耳录》就是根据说唱本石韵书改编而来,但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小五义》虽然经过整理,但仍然保存了说唱文学的许多特点。     

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具有社会学、美学、文学史、民俗学与人类学等多层次的文化意义,不可简单抹煞或否定。同时,它成为一种俗套,就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在当今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吸取其中的文化养料,并从思想意识的高度纠正团圆情结的惰性因子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