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

中国3G的发展使手机媒体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沟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必要的信息,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随着3G的大规模发展,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     

论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媒体作为新兴媒体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起着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可以对社会信息的传播加以有效控制和疏导,以减少危机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在危机传播中有深广的应用前景。     

论移动政务的应用和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逐渐取代传统政务,移动政务凭借其在针对性、响应速度、覆盖率和可及性方面的优势逐渐超越了传统电子政务.随着3G的发展和"无线城市"计划的提出,3G手机作为核心的移动终端,将在"无线城市"和移动政务的建设中大展拳脚.届时,3G手机在移动政务中的应用也将推动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和政府信息发布模式的创新,推动信息化的、无线的、高效的、透明的、互动型和服务型的新型政府的建立.     

试论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论辩中的功能优化

媒体通过借助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政策话题,或通过自身活动主动发现政策话题,组织和引导社会公众进行相关的论辩,以此作为辅助政府制定政策的有效手段.新闻媒体作为政策论辩公共设施,能够达成政策参与者在形式和实质上平等表达的要求,政策辩论意见的充分公开,可以强化政策宣传或政策社会化的效果.媒体论辩以知识、信息的充分公开争论为主,使得决策的理由更理性,使被隐蔽的利益分配问题社会化、大众化和公开化,能够较大限度地实现政策的公益精神与公平价值.在论辩意见的适时扩散方面,目前媒体作为主动的发起者和辩论设场者的角色意识还比较薄弱,媒体意见中的非精英主义话语影响力微弱,这是媒体论辩功能优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研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要求政府向公众实行信息公开,以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由于现有的政府信息大都是借助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或网络媒介进行发布,加上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它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被公众认知,因而对公众和政府都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随着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时效性问题在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天,显得更加突出.为了使政府能够达到最有效传递信息的目的,有必要对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性进行研究.     

危机事件中媒体公关的应对策略分析

危机事件频发,使危机公关的作用日渐凸显,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部门抑或是企业,作为危机主体在危机公关中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公关应对,使媒体传递出的信息更有利于危机的化解和消弭,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研究的现实课题.     

手机媒体: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手机媒体成为青年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利用手机媒体的优势,充分认识手机媒体教育信息的及时传播、分众式的信息传播等对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探索手机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途径.     

论手机媒体的社会责任

手机媒体对社会教育、文化、科学发展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它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要建立健全手机媒体管理的行政干预体系,加强手机媒体经营管理中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意识,提高手机媒体传播人员的素质.承担良好的社会责任能够促进手机媒体提高经济效益,并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手机传播态势及其治理与引导

手机由于其移动性、时效性、自由性以及互动性而深受民众的喜爱,并已经成为信息舆论的重要来源.但目前手机传播存在如下问题:成为各种违法信息和垃圾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的参与和管理没有完全到位;其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更加难以控制;传播主体呈多元化,管理难度高;手机传播必须与网络传播问题同时治理.治理的措施包括:政府应积极参与手机媒体的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以求更好的效果;通过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让人产生羞耻感、荣辱观,从而不介入不良信息传播.     

移动应用安全监管中的合谋博弈分析与建议

移动应用安全状况日益凸显,亟需采取相应的监管策略.基于完全信息三方静态博弈模型,探讨移动应用安全监管中政府、移动应用商店以及移动应用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博弈决策问题.政府通过对应用商店的监管发现存在应用商店与开发商合谋的情况.对于减少应用商店与开发商合谋,政府可给予应用商店未来的合作机会等间接激励,其作用优于现金支持的直接激励.而有效控制监管成本,增加应用商店和开发商合谋所产生的损失,是减少应用商店与开发商合谋概率的有效途径.从博弈角度出发,提出了政府从移动应用传播渠道入手的安全监管策略,即政府在何种条件下能更好发挥通过应用商店间接监管的作用.     

信息化时代我国完善网络反腐的政府作为

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全球第四大媒体.我国网络反腐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趋于成熟,逐步发展成反腐败的新战场.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匿名性、民间性、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反腐主体良莠不齐,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某些权力部门认识存在偏颇,导致网络反腐存在若干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实现网民、媒体、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形成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有效对接.     

手机媒介互动性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维护的效用分析

大学生处于渴望交往与被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其心理正常发展、保持个性健康和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依托情感、信息、物质、社交的互动成为其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手机媒介以其快捷、便携、互动等众多优势,成为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维护的有效工具。为此,基于手机媒介互动性的分析,结合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质,探索性地分析了手机媒介的互动性对其人际关系维护起到的正效用和负效用。     

论政府与新闻媒体和谐关系的构建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政府与新闻媒体都有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但是,目前我国政府与媒体的相处现状不尽如人意,政府向媒体提供信息不充足,甚至隐瞒、扭曲事实,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缺失、社会公信力下降,这些都造成了政府与媒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和谐关系？一是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搭建与媒体合作的平台,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建设,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服务媒体,引导媒体健康发展;二是新闻媒体要通过矫治新闻职业道德缺失、创新政府新闻报道形式等手段不断完善自我,架起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桥梁。     

手机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手机作为现代通讯设备网络终端,已成为各种思潮和各种利益诉求的平台,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阵地。手机作为信息传播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心理等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重庆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以及手机对大学生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手机已经渗入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学习、娱乐、消费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新时期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手机媒体的传播特征,把手机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阵地,主动占领这一信息传播和理论宣传的阵地,运用手机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信息概念的层级性质

信息哲学中存在的许多争议，大都是因为“信息”一词在不同使用语境中指称的现象不同导致的。香农将“信息”概念的形式缩减为通信媒介的统计属性，这使得它在以解释功能和指称为特色的领域中丧失了有用性。建议可以从区分媒介或信号属性、指称属性以及规范或功能属性的角度，更准确地描述信息概念。由此，基于符号媒介的内在统计特性所提供的功能可供性，信息理论可以对符号载体和指称对象的必要过程结构进行描述。     

防范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的对策建议——以余姚“菲特”台风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为切入点

现代救灾能力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时代,特重大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性与网络相结合,网络对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进行围观,引起网络舆论质变,可能引发网络公共事件,造成社会风险,对政府灾害救助能力提出新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现代救灾能力不强、灾害信息发布机制存在缺陷、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落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失当等。防范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要厘清其转化机制,重点掌握其酝酿、发生、发展、高潮、平息五个阶段特征。实践中,应按照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着力加快政府现代救灾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增强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改进官媒灾难报道方式,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同时完善网络监管,倡导网络自律。     

中国传媒变迁负面效应的一个理论解说——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非均衡模型与媒体市场化改革

对中国传媒变迁过程中诸多负面效应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理论解说,认为媒介低俗化等负面效应的产生与市场化改革虽然有着高度相关性,但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带来传媒的低俗化现象,这是一个尤其需要澄清的问题。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是确保市场有序运行的前提条件。当今中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表现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这是中国媒介变迁过程中诸多负面效应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浅析微博时代的舆情与治理

微博时代的舆情正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挑战,依托微博形成有别于传统的特质,一是形成的便捷性,二是效果的爆炸性,三是内容的社会性。微博舆情的生成离不开信息接收者、媒体运营商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微博时代下一的舆情治理路径如下：一要打造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二要塑造责任媒体,加强媒体责任;三要建设现代型政府,完善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