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数字新基建、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资源配置可显著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可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改革有利于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座;加强数字政府治理,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陕西省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聚集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数字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合理利用数字金融将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选取近十年陕西省十个地市级区域面板数据测度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得出以下结论：陕西省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作用,数字金融能够驱动高技术产业聚集并加强正向作用。分区域来看,关中地区与非关中地区的数字金融均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前者高技术产业集聚中介效应显著,后者高技术产业聚集中介效应不存在。各地政府部门应当加快完善数字金融体系,但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则应当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数字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呢?资本配置效率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明显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由负转正并不断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16年全国2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驱动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网络技术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影响在大城市中存在“收敛门槛”,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体现为“加速门槛”;最后,技术创新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探究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及路径，本文在利用熵权法综合评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平台经济的基础上，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Tobit截断回归模型、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平台经济分别通过增强创新活力、助力数字金融发展、推进市场化进程三条路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数字金融路径的影响效应最大；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创新活力路径的影响效应最大；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路径影响效应最大。本研究可为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     

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深度考察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从区域差异视角看，东部地区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中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劳动力转移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中介效应的值都较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社会嵌入补链研究

利用2011～2021年中国31省份数字金融数据,基于区域金融视角分析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机理,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发现存在非均衡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构建多层统计模型,对区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差异驱动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及“嵌入性”补链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区域地理、人口、产业分布、资本配置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贡献率为80%;社会嵌入性结构、网络关系、认知、文化、政策等社会嵌入变量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贡献率为20%。据此认为“社会嵌入”是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想补链工具,且能较好地使数字金融的内生性与外在性融合。因此,要注重区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嵌入”补链路径依赖逻辑,优化社会嵌入性因素对数字金融高质发展的影响,保障传统金融与区域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接补链。     

数字经济能否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基于效率提升视角的经验证据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以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测算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深入探究数字经济能否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及其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差异来看,这种助推作用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助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机制,同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提出释放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潜能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