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韶》美而仪凤兮——《山海经》舜《韶》踪迹考

刘秀《上山海经表》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古史学家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即帝舜。《韶》乐传说与帝舜史迹交织,见于《山海经》帝舜记述。其所记史事与《左传》、《国语》等互通互证。考之《山海经》、《韶》乐为有虞氏代代积累所创,具有虞氏族人特定之精神品质与艺术形式。经《尚书》、《论语》述《韶》,《韶》获得了全新意义,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暤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项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殷齐文化与黄帝传说——中国美学上古文化背景考察

在中国上古史和上古文化研究中,黄帝已被多数研究者看作上古时期出自西部华夏集团的氏族首领.然而材料分析表明,殷商宗教是黄帝传说的发祥地,而黄帝的前身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帝俊.在殷人的宗教信仰中,太阳鸟帝俊是上帝的化身;帝俊或帝俊之子帝鸿经殷代方帝祭祀系统,最终在与其一脉相承的齐宗教中转化为黄帝,而田齐取代姜齐并向土著齐人靠拢,以及稷下之学的发展,则是黄帝传说扩展开来的主要动力.帝俊从最高天神坠落为氏族英雄,改变了人类上古宗教一般的发展趋向,造就了独具特点的中华文化.黄帝起源的研究最终将导向这个结论.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中华民族的根——释“帝”字的形义来源

中国人说“黄帝子孙”。“龙的传人”,表示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骨肉同胞。司马迁《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就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项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华夏族从历史上寻根,都会寻到高祖黄帝,黄帝在传说中既是创世神,又是宗祖神。巫师、巫术以玉为灵物,皇、黄相通,所以又有“玉皇大帝”的名目。总而言之,黄帝是中国土特产的上帝。     

中华民族的根——释“帝”字的形义来源

中国人说“黄帝子孙”,“龙的传人”,表示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骨肉同胞。司马迁《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就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华夏族从历史上寻根,都会寻到高祖黄帝,黄帝在传说中既是创世神,又是宗祖神。巫师、巫术以玉为灵物,皇、黄相通,所以又有“玉皇大帝”的名目。总     

“五帝新说”引发的困惑——向“五帝新说”诸位老师请教

"五帝新说"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所谓五帝,实际只是"尧舜二帝"。其二曰:根据对《山海经·海经》的研究,认为五帝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真正的五帝是: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所谓五帝时代与唐虞时代是同义词。由此引起笔者许多不能理解的困惑。     

从古神话与原始宗教看帝喾

一上古神话、宗教与历史传说里,都有帝喾存在。这个帝喾的本来面目究竟是副啥样的尊容,素来罕见有人研究。帝喾在古神话、宗教与历史传说领域,均系相当重要的角色。太史公《史记》把他名列上古“五帝”的第三位,《山海经》亦三见其名。然而,认真追索起来,不免令人感到茫然。谨严的学者徐旭生先生以治上古史驰名于世,论及帝喾,却只好说:“对于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山海经·帝俊》与《乌古斯传》基于史诗角度之比较

《山海经·帝俊》是《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内容,它是汉民族最古老的史诗遗迹,虽然残缺凌乱,却仍然保留下很多史诗母题,可供后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而《乌古斯传》是突厥语民族最古老的史诗雏形,它在被发现时也是残缺的,篇幅也很短,但基本故事情节与母题已经很完整,正好可以与《山海经·帝俊》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山海经·帝俊》确实是一部残存的史诗,可以通过对《乌古斯传》的研究进行修复。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

《道藏》洞真部谱录中现存有《梓潼帝君化书》,《道藏提要》著录此书作于元末有误。该文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提出了不同观点。鉴于梓潼帝君在元仁宗时被敕封为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管文昌府,是宋代以后参加科举的士子顶礼膜拜的主要神,对当时社会风气、民间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明清社会风尚、文化转型等的动因及基本情况。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辨

从谁是中华故地上与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血缘和文化传承关系的最早居民、谁在中华远古史上最早拥有或传播了龙文化、创造了文字和历法等 ,论证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是黄帝和炎帝 ,而是伏羲氏。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首三字表示"大金国"。其中对于意为"金"的契丹小字,前人曾为它构拟种种读音,但迄今犹无定论。《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出现的另一个契丹字,据其语音可能也表示"大金国"的"金"。通过两种不同写法的"金"的对比,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金马碧鸡信仰考论

金马碧鸡崇拜起源于汉代以前的卭都国,在汉宣帝派遣王褒迎请金马碧鸡神事件发生之后,这一崇拜在以川滇巴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广泛且长久传播,特别是在昆明、成都、重庆各地不仅建立了金马碧鸡祠,而且出现了与之相关的金马碧鸡坊,乃至金马碧鸡山与台,使得金马碧鸡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信仰。而今,人们多数已经不了解这些坊名、山名、台名与金马碧鸡信仰的关系,重新考证、勾辑这种信仰,其实就相当于回归古代地域文化的历史原生态。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