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评述

民国初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在英人支持下,趁民国初建、政局动荡之际,驱逐驻藏川军。时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于1912年6月挂帅西征,但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西征最终功败垂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尹昌衡西征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尹昌衡西藏戡乱

1912年 ,西藏发生农奴主叛乱 ,企图分裂西藏 ,脱离祖国。时任四川军政府都督的尹昌衡急于建功立业 ,力主平叛 ,恢复西藏主权 ,被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征藏军总司令率军平叛。此行一路所向披靡 ,终于平定了叛乱 ,为保卫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     

元政权中的显赫家族──《康里氏先茔碑》考略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史臣黄为康里氏家族写了一方《先茔碑》，碑文现收《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康里氏为元代显族，凡7世30余传人，其中有7人封王，8人拜相，簪缨不绝者百余年。这方长达五千余字的碑文，不仅记叙了康里氏家族的兴衰，而且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对于了解元代社会的某些状况，颇为有益。鉴于前人很少言及，故试掇集有关史料，综考如下。一、关于康里氏东迁康里，这是见之于我国历史文献的少数民族。其活动范围相当于今天中亚地区的威海及里海间．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该族残破，墓主康里氏始来中国。《先茔…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对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政策

西藏问题是民国时期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以往的有关中央政府对西藏政策的著述只是分析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来龙去脉,我们试从第三次康藏纠纷以前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入手来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这次纠纷的政策。     

再论藏语康方言的分类

关于藏语康方言到底有多少种，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看法不尽一致。通过对藏语康方言的系属、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域和分类、选点调查，以及藏语康方言识别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探讨，指出在进行藏族方言和康方言研究时，尽可能不用某一量化的标准进行一刀切式的衡量，而是根据具体方言事实，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及语言人文环境确定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有利于解决藏缅语族语言或方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     

论红军在宁夏期间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历史意义

以宁夏为主要战场的红军西征战役是长征史上的重大战略行动，它把陕北苏区拓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征红军在宁夏驻地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近代康区的内地商货流通与消费格局

以清末新政为分水岭,近代康区的商业面貌发生较大转变。各族商人分工协作构筑的层级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寺院垄断藏人社会商业的局面。内地商货流向康区各地城乡社会的渠道趋于多元化,拓宽和扩大了地方市场和消费群体数量,交易与消费均呈现出城镇与乡间的二元分化格局。消费群体的消费取向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族群性、文化差异性和社会阶层化特点,而且交易与消费背后潜藏着不对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受近代康区社会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寺院对藏人社会商业操控及特殊零售方式影响,大量普通藏人根本无力消费内地茶货。这一事实同内地人士对藏人消费茶叶的主观想象形成巨大反差。     

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一)

藏区多康地区历史悠久 ,古地名的方位 ,演变和含义理解及解释多有混淆 ,作者以现有的藏汉文资料为依据 ,对多康较重要的地名哲雪、白曰、丹玛作了考证和修订。     

清末川边藏区的林事活动

为挽救西藏地方的危局，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用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实施“倚康治藏”方略。数年间，赵尔丰等人在川边辖境做了许多抗英、拒俄、实边、固藏的工作，深受学界好评。本文专论川边藏区鲜为人知的林事活动，如森林保护、植树造林、漆液采割、纸张生产以及边茶贸易、药材经营等，并指出其在实边方面的重要作用。     

论成吉思汗西征——战略重心再抉择

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在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西征的最后胜利,证明了成吉思汗这一战略抉择的正确性。成吉思汗对西征的抉择,与当时东西战略形势和战略价值的变化息息相关。     

试析巴塘藏语中的几个结构助词──兼谈人称代词的音变现象

试析巴塘藏语中的几个结构助词──兼谈人称代词的音变现象马月华巴塘位于川、滇、藏三省（区）藏区的交界处。巴塘话属藏语康方言南路土语群。除在四川甘孜州藏区南路诸县有一定影响外，与西藏的芒康话、云南的德钦话都比较接近，在南路土语群中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对不...     

康方言区双语教育生态环境研究

康方言是藏语三大方言之一。康方言区地跨川、滇、藏、青四省区,面积相当于我国领土面积的1/15,人口240多万。双语教育生态环境是由自然、文化、社会、经济、人口、语言等多个因子组成的有机整体。康方言区双语教育生态环境的复杂与脆弱决定了双语教育的艰巨性。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良好的双语教育生态环境,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既是康方言区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     

清末西藏格鲁派上层对西方势力在康区活动的抵制

清末之际,西方势力从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腹地转移到青藏高原东缘地带活动,康区随即成为西方势力在藏区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也成为他们试图前往西藏的重要通道。西藏格鲁派上层抵制西方势力在康区一带活动,并从阻止他们由康入藏和在康区活动两个层面采取了多种抵制举措。西方势力自1865年退出西藏以后始终未能再度进入西藏,在康区的发展也逐渐式微。     

诸葛亮西征战略评析

随着荆州的失落，诸葛亮及其继任者强蜀方略的重心凸现出向西部陇石拓土扩军，夺马足粮，割据发展以牵制曹魏的西征而非北伐的发展格局，体现了亮联结益州，南中，汉中，凉州为一体，力求自存后图进取的战略远图，表明蜀汉中后期修正了《隆中对》的筹划，西征是蜀汉自强之兴.     

北洋政府的宗教政策

北洋政府实行的是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针对不同宗教,北洋政府的政策又有区别:对于传统的佛教、道教,在保证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北洋政府采取的是限制的政策;对于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以笼络为主;对于基督教比较宽容。总体而言,北洋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值得肯定的。     

论北洋政府之经济立法

北洋政府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政权，它实施的一些经济立法如解除民间兴办企业的限制，实行奖励制度，对创办实业进行扶植等，对中国经济和法制现代化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由于北洋政府经济立法的历史局限性，它的经济立法活动受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张力制约，从而使其经济立法的历史推动作用大打了折扣。     

北洋政府时期丁文江与上海城市规划机制变革

北洋政府时期的城市规划法律文化有当今值得借鉴的因素。文章全面回顾北洋政府时期丁文江在上海城市规划机制改革方面的重要贡献,对1926年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城市规划主体、规划法律制度的改革内容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丁文江对近代上海城市规划机制变革的重要贡献,以及启示和教训。     

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北洋政府时期,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依然享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北洋政府不得不对教会医疗事业实行保护政策.出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考虑,北洋政府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北洋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法规时,对教会医疗事业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管理政策.上述政策表明北洋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特殊性的反映.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木剌夷国兴衰缘由初探

11世纪后期阿拔斯王朝的衰微和塞尔柱人的征服与统治，构建起尼查尔派（木剌夷）兴起的政治态势和阶级基础。塞尔柱人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其兴起的经济诱因。什叶派与逊尼派的长期对立，伊斯玛仪派在波斯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成为其宗教传承（衣钵）。险峻的地势、坚固的堡寨和丰富的物藏为木刺夷人进行宣教与暗杀活动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活动空间。木刺夷势力的兴起与消亡都有其内因，而蒙古西征特别是旭烈兀西征的打击与剿灭成为其覆灭的重要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