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工作旨在改善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提高改居村民收入水平,加速城中村"再城市化"进程,由于政府的"越位"规划与"错位"治理,导致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在建成之后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秉持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宜从政府强力推动向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需求型和自治型转变;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转变。深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其与城市社区对接并轨。     

“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适应性”再造研究——基于18个“村改居”社区的调查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些"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出现领导核心功能衰退、政治功能削减、经济功能退化、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村改居"社区组织形态特殊而党组织地位边缘化、角色模糊化,治理结构调整而党组织嵌入制度缺失,权力秩序重构而党组织权力式微。应从制度维度、资源维度、自身维度考量,对社区党组织功能进行"适应性"再造,恢复并提升其功能。     

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创新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改居"社区快速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暴露出了深层的问题,产权制度、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管理机制等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让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产权明晰的合伙企业或者法人组织,对破解"村改居"社区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评价与建议"——基于256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为量化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成效,笔者结合文献资料、访谈和初测,构建“三级”调查指标体系,对六个“村改居”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2725份问卷,通过对256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指标值域分析,社会指标的因子方差、因子载荷矩阵以及验证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呈现了“村改居”社区治理总体发展趋势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社区管理、休闲娱乐和服务就业社会指标的评价较低,因此,针对性地提出了调动社会资本、创新网格化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参与式治理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地社区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现在必须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之一。文章以惠州城市社区治理为现实模板,分析了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促进参与式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型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建议。     

转型期城市基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

本文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伦理本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型塑.繁荣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存量在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惯习"约束下,普遍呈现出缺失与脆弱的特点,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重建.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

讨论制度变迁的意义无非两条:一是说明一种良好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二是解释一种良好的制度形成以后怎样可持续.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已经产生了许多好的经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让这些良好的做法形成制度,持续下去.本文依据制度主义学说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要让一种制度可持续,就要让它成为一种"路径依赖".换句话说,要让"政府主导"之下产生的社区治理创新持续下去,就要培养和"制造"社区成员对于该制度的需求,而致力于"熟人社会"建设、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加强社区成员交往和信任、提高社区成员集体行动能力的社会资本投资是增强社区治理创新制度依赖性的有效途径.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

社会资本是体现地方治理发展状况、反映其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成长状况及其表现形式,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形成、公民参与愿望的实现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以邻里社区为主体、乡村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基层地方自治管理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将地方治理定位于社区,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等角度谈实现社区的自治,阐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途径。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福州市鼓楼区的实践分析

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其实践亦成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前沿领域。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探索其做法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造是检视社区发展的指针和向标,是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是社区总体营造成功之要素.社区的营造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创造,是否推动以建造社会资本为主要战略是考察现代社区是否可能的核心构件;同时,社区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的孕育生成处所,社区是社会资本的"子宫",没有社区就没有社会资本,社区和社会资本两者密切关联.我国社区的发展困境在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不稳定性、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所带来的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社区社会资本出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社会资本的弱化,带来了我国社区的贫穷加剧现象.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区研究的三种理论取向述评

本文详细回顾并分析了近年来社区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三种理论取向：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认为,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的变化,但却无法透析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虽然是近期的“时髦词汇”,但它更多是作为组织框架而非解释模式,缺乏“指向性”；而社会资本则存在循环论证的缺点和“概念泛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陕西农村为例

资源匮乏型农村社区,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农村社区精英尤其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个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素质深刻影响社区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社区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