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及其健康效应——以深圳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快速的人口流动与事实城市化对城市环境与人口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在深圳市开展的调查,分析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特征与身心健康状况,初步检验了环境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净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而言,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倡导良好的保健行为和生活习惯,对于改善其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广东省惠州市的调查数据,以数家企业中的"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样本,对这些在企业中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和社会融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外来蓝领"对务工地的选择并非是盲目的,他们外出的动机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国家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培训和保障政策的出台,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外来蓝领"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对合同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然而他们对政府的法规依赖性高,并且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的社会保险在实施层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尽管"外来蓝领"在与社区融合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是同城市当地人之间的交流缺乏,造成其社会融合程度低,形成了"蚁巢"现象。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适应性: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比较——基于中山市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大多都是从制度角度讨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边缘人状况。文章以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性进行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比较,发现个人原因也是影响其城市适应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因素的分析,旨在使其从心理上摆脱弱势群体的影响,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积极主动的融入城市生活。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富裕度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初级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在贫困地区大多数老年人由于缺乏收入和服务保障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们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群体。然而,了解贫困地区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此,文章利用"河北省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老年人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Ordinal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第一经济来源以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有显著影响。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富裕度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初级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在贫困地区大多数老年人由于缺乏收入和服务保障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们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群体。然而,了解贫困地区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此,文章利用"河北省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老年人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Ordinal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第一经济来源以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有显著影响。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十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也成为我国城市减贫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和2007两次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层面对我国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我国有8.70%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下降了9.7%和11.5%;2007年我国有59%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幅分别达到79.2%和87.8%。目前城市低保的重点救助对象是单人户、单亲家庭、老年人口比重高、失业率高的家庭,以及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上述特征与我国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负担加重、持续性失业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再流动。本文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转工再流动的意愿,且新一代外来务工群体比老一代更为强烈,转工是他们的一种流动表达方式,其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个体的选择性及工作组织的排斥性。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个人特征变量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主导因素,组织性因素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获得流动提升。     

“生存-发展-风险”视角下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贫困状况研究

伴随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渐凸显,农民工特别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以往对贫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关注“发展+风险”,贫困指标选取方面不是单一化就是多维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并用2008年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贫困状况令人担忧.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工不仅收入受到剥夺、发展受阻,而且缺乏社会保险易因外部风险致贫;此外,他们的主观剥夺感也强于非贫困人口.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主要工作职业和地区对是否沦为贫困有显著影响.     

青岛市外来劳动人口调查

如何解决沿海城市不断涌入的外来劳动人口和本地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区域中心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基于对近年青岛市外来劳动人口状况的调查,基本摸清了该城市外来劳动人口的主要特点,分析阻碍吸纳外来劳动人口的原因。根据"敞开大门、城乡兼顾、平等对待、有序流动"的原则,提出改善管理、缓解就业压力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结构、文化抑或排斥:西部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的致贫机理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农村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他们在分享改革开放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逐步摆脱了贫困。但是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仍然有广大农牧民受到贫困的现实威胁,亟须通过体系化的政策推动来脱贫致富。本研究利用实证研究方式,通过对877名特困农牧民群众的问卷调查深入挖掘该群体的致贫机理。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的收入、存款和物资状况令人担忧,该群体的致贫机理以结构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为主,基本按照文化性诱因、结构性诱因和排斥性诱因的顺序逐步递减。研究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明晰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文化性与结构性反贫政策的重要地位,强化反贫政策与人口政策的协调发展。     

论多生、超生与农民贫困

农民为何贫困,城乡差别缘何不断拉大?诚然,其原因是复杂的。但多生、超生并与此相关的多子女抚养、发展性教育的沉重负担和低人力资本存量等连锁效应,才是农民致贫的根本原因。它进而又导致农民代际继承现象明显增强,其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身份将明显地发生“代际转移”。如何消除农民贫困,缩小城乡差别,这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其政策设计的主要着眼点,应放在降低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上,目标是实现城乡之间生育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趋同,实现城乡劳动者教育、福利、就业等平等。     

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

本文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雇佣部门的收入要显著高于工资性部门,男性、女性从事自我雇佣比工资部门月收入水平分别高出795、890元;自我雇佣与工资部门的收入差距(拉力)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在其他部门找不到工作(推力)也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因素,但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家庭责任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但影响机理不同,女性是因为家庭尤其是儿童照料的责任选择自我雇佣,男性则是因为生活压力而选择自我雇佣。这些结论呼吁政府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     

儿童照料、劳动参与和中国已婚男女身心健康——基于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比研究

本研究采用2008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参与、儿童照料双重责任对于城镇和移民已婚男女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城镇已婚男女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只工作就会增加其精神压力，工作、并且家中有7—12岁儿童对女性精神压力的边际影响最大，而男性则是工作、并且家中有0-6岁儿童对其影响最大：外来务工人员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仍存在引人注目的性别差异，妇女仍然是儿童照料责任的主承担者，参与市场劳动并未减少其家庭责任。     

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的严重程度日益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文章首先从贫困的度量、当前城市贫困的规模、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及城市贫困的原因等方面对学者们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现行的城镇反贫困机制尽管已具雏形,对缓解和消除城镇贫困现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认识上的缺陷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因而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反思。     

中国城市贫困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城市贫困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以2003年“城市贫困课题组”在抚顺、合肥、重庆开展的城市贫困与儿童救助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和概括了贫困儿童的教育基本状况,使用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了贫困儿童年龄、性别,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特征对贫困儿童学习状况的影响及作用方向,深入探讨了城市贫困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及城市贫困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尝试针对构建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和建议。     

子女随迁是否有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

从"只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流动趋势转变,子女是否随迁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利用"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随迁对进城农民工营养摄入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后,与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相比,有子女随迁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显著增加了4.9％,从营养摄...     

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8个调查年度的数据,基于能力方法的视角,选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3个维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动态多维度考察,结果发现:(1)相对于单一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程度更为严重、波动性更大,贫困人口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明显,其中教育贫困尤其严重。(2)尽管农村与城市之间收入贫困趋于收敛,但近年来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城乡间多维贫困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3)指标等权重情形下的多维贫困随时间推移呈平稳快速下降态势,其中生活质量改善对多维贫困下降的贡献度最大。(4)就影响多维贫困的外在环境因素而言,东部地区的多维贫困下降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家庭中劳动力及户主的特征也对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文章探讨了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外来劳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以青岛为例

如何解决沿海城市不断涌入的外来劳动人口和本地劳动人口的就业矛盾 ,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一些区域中心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对近年来青岛市的外来劳动人口状况展开调查 ,在基本摸清该城市外来劳动人口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分析阻碍吸纳外来劳动人口的原因 ,并结合区域中心城市目前存在的共性问题 ,提出加强服务、改善管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