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老年家庭与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空间差异

本文运用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分析表明，1990—2000年广州老年家庭持续较快增长；老年家庭在各区、县级市的分布不均匀。2000年广州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是与成年亲属同住，其次是独居、老年夫妇同住。居住安排存在城乡、区、街道等空间上的差异。     

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文章应用中国1982、1990和2000年的普查微观抽样数据分析了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2000年三代家庭户的比例比1982和1990年有所增加,两代核心家庭户的比例比1990年下降了17％。但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家庭正在向传统回归,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生育率下降的滞后效应造成的。尽管大部分的老年父母仍旧与一个已婚子女同住(这一比例也在下降),但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后的年轻人的兄弟姐妹数大大减少,因此当他们结婚成家时,离开父母成立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几率也相应减少。实际上,中国家庭正在向现代型转换。     

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现状及居住意愿。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老年空巢家庭数量不仅在城市大幅提高,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在老年人理想居住方式方面,能否自理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在生活可以自理时,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希望独居的比例较高;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城市老人希望到机构养老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提高。此外,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生活费来源等对养老的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     

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本文使用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数据,考察1990-2010年特别是2000-2010年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居住安排变化的主要特征.广东老年家庭户平稳增长,两个老人户比例持续上升;老年人与成年亲属同住户比例下降,独居户、老年夫妇户比例上升,家庭空巢化趋势持续.这些特征在全省21个地级市之间,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之间以及城市、镇、乡村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中国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调查"数据,通过时期队列比较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我国近十年来老年入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为我国老年人口的服务政策提供相关的依据。分析发现,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中信教的比例从15.56%下降到13.89%;除60~64岁年龄组外,同一年龄组的老人信教比例有所降低,同一出生队列老年人信教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下降,这与世俗化理论的预测趋势一致。性别、民族、受教育水平、是否为党员/干部、慢性病、自评子女孝顺、是否与子女同住、有无社会组织参与等变量是影响老年入宗教信仰选择的主要因素。相关部门应充分地认识和把握宗教在不同时期和出生队列老年人群中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以更好地制定老龄服务性政策。     

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的观念与现实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老年人与已婚子女高水平的同住现象,通常被理解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在这个地区持续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中国城市,尽管受不同的传统与非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长仍与子女同住。文章用中国九大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分析老年人的居住喜好及实际的居住方式。结果表明,很大比例的老年人没有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居住方式居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居住方式。甚至他们的居住喜好也取决于实际情况,包括住房面积、是否需要帮助、家庭的规模和对家庭关系的感觉。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和疾病谱的转变,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老年照料需求,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与子女同住会对老年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对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是否匀质,通过滞后模型设计和倾向值匹配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居住模式与虚弱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居住模式会影响老年健康水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效应,而在父母附近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相较于与子女同住而言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有利;与子女同住对老年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是非线性、非匀质的,大致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分布,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需求是不同的,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间各有差异。这就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提供了一些警示,与子女同住不能改变老年健康衰减的趋势,应尽量减少或规避可能增加老年人晚年健康负担的风险性因素,让"家"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港湾。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变化:2000～2006

基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0年、2006年两次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特征与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三代同住目前仍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形式,但该比例正在下降,同时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上升。考察不同特征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特点以及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以期为家庭养老、社区照料服务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