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出生性别比失衡与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不进行治理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采取的一些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产生改观，但要实现全社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需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放弃男孩为首选的生育偏好。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形成应从社会政策入手和进行调节。根据个体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个体和社会需求．依靠教育政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及退休政策等具体的社会政策对女性和独女户家庭进行关爱和倾斜．通过利益导向创设出生女有福气的生育观和“关爱女孩、尊重女性”的性别价值现。在实施社会政策时，应发挥各项社会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各项社会政策之间应该具有联动性和协调性。此即是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城镇化效应与生育性别偏好

文章在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提出通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城市向农村的制度引进、特别是婚居模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引进,来改善影响生育性别偏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标本兼治。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性别偏好研究——潮汕地区一个村落的实地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人们性别偏好的集中反映,其严重偏离正常值的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引入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借鉴并补充场域-惯习研究范式,通过对广东潮汕地区一个村落的村民生育行为进行定性研究,解释和分析性别偏好现象.     

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有效性

伴随着由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中国自1980年以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态势。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法律、法规等措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2000年以来,采取了更为综合性的手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查处＂两非＂的同时,运用利益导向等社会政策工具引导人们转变男孩偏好。然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的态势稍有缓解,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下降的势头,但其总体偏高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研究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几个问题,结果表明,外来妇女生育对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失调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是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导致城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文化滞后",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     

北京城市妇女生育观的转变

生育观念是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具体态度,它直接支配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影响人口的生育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就生育观念本身的涵义而言,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1.生育目的;2.性别偏好;3.子女数量;4.子女质量。由于上述四个方面内容所构成的生育观念的形成深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生育观念的转变也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进行了婚姻家庭抽样调查,共调查了20—54岁已婚妇女2162名。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所调查的妇女分为如下三个群体:1.1949年以前出生的妇女群体;2.1950—1959年出生的妇女群体;3.1960—1972年出生的妇女群体。     

选择性、传统还是适应:流动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中国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研究

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是分析和评价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的重要指标,中国对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2～107,国内一般都是以其上限作为标准判断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是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双生子信息探讨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特征。研究表明,中国1989年双生子出生性别比为104.87,在女性主要生育年龄阶段生育的双生子出生性别比是相当稳定的,比较接近自然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普遍偏高,而且随女性生育年龄变化的模式也不相同。     

流动经历对农民男孩偏好的影响

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究结果支持适应假说。     

生育性别偏好行为的双向选择——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的调查发现

本研究根据神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结合群众的生育观念调查和访谈,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进程中,存在生育性别偏好的双向选择：一方面,男孩功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减弱,促进了不再追求生育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在男孩偏好文化顽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调整刺激了男孩偏好,加剧了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逆向选择。研究有利于明确经济、社会以及政策对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制定有效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