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单独二孩”政策仿真研究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总和生育率应为2.1左右,加上当前老龄化问题突出,国家推出了"单独二孩"政策,政策效果如何亟待研究。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仿真实验,发现在此政策下新出生的二孩数量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为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们又做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比对试验,结果发现在全面放开的情况下出生人数增长较快,年末总人数有所增长但不会出现爆炸式增长情况。总体来说,在当前形势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作用比单独二孩政策大。所以建议将"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在此基础上通过配套措施解决育儿成本过高、申请手续复杂等社会问题,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改变经济理性环境下享乐主义等不健康的育儿观念,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恢复到应有水平。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2017-2050

通过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各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新增出生人口进行估算,预测2017-2050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进而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了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2017-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内部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虽然无法改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大趋势,但是能够减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的程度:到2050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分别比现有政策不变时多出2993万、5374万和7585万劳动年龄人口;与此同时,该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对于优化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有一定效果.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非线性方法的实证研究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转变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社会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围绕两者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同时对于我们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采用非线性方法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1990-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由于我国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初期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提升作用,但从门槛模型结果来看,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已开始有所减弱,这种"增长渐进式衰减"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前政府应抓住老龄化社会初期的发展机遇,加快建成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为日后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基础;同时社会各界应积极应对未来高度老龄化社会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冲击,通过交流合作等方式进一步为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寻找机遇。     

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文章在多方案预测21世纪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发现2016年起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从宏观上减缓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要大于减缓老年人口系数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100年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虽然会使我国在2030左右提前关闭“人口红利”的机会视窗,但它能减缓21世纪下半叶的总抚养比,从长期看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从微观上对增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更大,有利于提高“四二二”家庭结构比例,增强2040年后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时的家庭养老功能,规避与生育政策有关的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和伤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风险.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稳定性影响的定量解析

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长期特征。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逐步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老化,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社会产出的减少,减少政府税源。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持续增加我国政府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责任。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政府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和支出义务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带来财政风险。本文在确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多元化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等措施,以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风险。     

从人口转变到人口均衡

我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使老龄化社会于世纪之交提前到来.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和技术、制度条件下,统筹解决好人口总量较大与结构矛盾突出的"两难"问题,成为现阶段人口均衡发展的基本命题.如果及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择机进一步调整人口及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将妇女生育水平提高到1.8左右并逐步回归到更替水平上下,那么,未来三、四十年,我国人口将趋向于一个稳定人口,年龄构成和城乡构成将大体稳定下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约为1/3,老龄化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但仍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平,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届时,人力资本积累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人口自身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可望保持总体协调.     

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认识新形势 迎接新挑战 把握新机遇——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年会综述

海风送爽,济济一堂.2016年7月21 ～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盛夏齐聚厦门,共同迎来了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年会.2016年年会以“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与推行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下,重点关注现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出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因此,召开此次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研判全面两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不仅非常必要与及时,同时也对于人口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年会采取主旨发言、专题讨论、大会交流等形式,重点围绕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两孩生育政策与社会支持、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家庭发展及公共政策、计生服务管理改革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从不同视角解读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目标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计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有多少？短期内会新增多少出生人口？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等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分人群分要素回推预测方法,测算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会形成的目标人群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增出生人口.分析显示: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0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的占49.6％;在中方案下,2017 ～2021年将会累计新增出生人口1719.5万人,年度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在160 ～470万人.虽然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规模十分庞大,但其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却相对有限,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全面两孩政策累积生育势能的释放期.     

人口老龄化中的中国国情

中国在人口生育政策的直接作用下,以急刹车的方式迅速地完成了人口类型的转变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的行列,在此前提下本文试图着重阐述和强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较之发达国家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因此涉及人口老龄化中的诸多问题必然显示出差异性,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国情。充分认识这个国情,才能从宏观上不失时机地把握好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系,才能有利有节的解决好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口老龄化中的诸多问题。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人口问题之探讨及其对策

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均处于低生育率水平,但各自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人口问题迥异,应对战略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地狭人稠,人口减少未必是坏事,应以稳定生育率为首要,鼓励适龄结婚,带动生育率回升,放宽移民政策,移入高素质人才,提升竞争力;日本总人口已经负增长,应鼓励生育,改革教育,坚持能力主义;中国大陆人口面临结构和数量双重压力,应以调整人口结构和控制人口数量并重为首要任务,提升人力素质。     

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俄罗斯的人口总量减少、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老化等问题已经演变成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对其民族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人口危机导致俄罗斯劳动力资源短缺,后备劳动力资源不足,人口抚养负担加大,减少资本积累,抑制经济发展。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俄罗斯政府的关注和担忧,并制定了相应政策,如鼓励多生,提高妇女的生育率;提高国民素质,降低死亡率;制止人才流失,吸引外国劳动力等,希望以此来解决人口危机。目前,俄罗斯的社会发展状况对实现人口政策既有有利因素,也存在不利因素。     

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Aging and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China’s low fertility combined with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s leading to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opulation aging crisis. In this case, we may have a policy choice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Because the disappear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gradually and the reversal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may be the driv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the payment crisis of pension system which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aging may be the pull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f we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urban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heterogeneity in current conditions,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practical policy which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slowly progressive and gradually.     

“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对立还是统一

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未富先老”说明的是发展与老龄化关系的先后次序，“边富边老”则说明了两者关系的数量演变。未富是说我们能力不足，先老是说面临的挑战巨大。一先一后，凸显出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边富边老”命题的提出进一步细化和发展了“未富先老”命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可以增强我们解决养老问题的信心。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福利状况: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国际比较表明,无论是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的国家相比,还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福利支出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滞后。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不仅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弘扬传统文化,而且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福利支出。     

从人口结构演化解析中国人口政策的实际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的出现,特别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推行了近三十年的人口政策是造成人口结构问题的根源,只要放开这一政策以上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对此,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剖析,认为人口政策虽然对出生性别比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非主因,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更是与此关联不大。在中国人口数量依然严峻的形势下,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policy of controlling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This discussion of som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policy of controlling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ies of planned population growth control, how demands of modernization require a policy of only 1 child for each couple, and the need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essential econom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3 phases: the mid-50s to the early 1970s; the early 1970s to March 5, 1978 -- the date the new constitution became effective; and March 5, 1978 to the present. The 1st formal policy on planned popultion control emerged in 1956 at the 8th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necessity for propagating planned birth control and advocating planned birth was recognized at this time. During the 2nd phase, the planned birth program was almost stopped by interference from an anti-revolutionary group. The maladjustment betwee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getting worse during the 1966-1971 period. Health services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were developed, and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services were reinforced in order to lower the death rate and to increase the practice of birth planning. The objective was to adjust the birth rate by improving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living coinditions of the people. The new constitution indicate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advocate and practice planned birth.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planned birth of the State Council, meeting in June 1978, established guidelines for the national planned birth program.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only 1 child for each couple was proposed for the longterm benefit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nd because of the urgent demand of the 4 modernizations. The indic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 4 modernizations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s a per capita income of 1000 United States dollars. To reach the $1000 figure, the per capita income needs to be increased 3-fold. This is a difficult task, and to realize it effort must be placed on both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control. Problems that may result from the advocation of only 1 child for each couple are reviewed. The way to promote the exeuction of the policy of planned control of population growth is to apply ideological education as the major method and to integrate it with econom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韩国人口政策及其对中国农村人口政策的启示

韩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由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到鼓励人口增长的新人口政策的转变，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但也引起了人口老龄化、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如今也正在中国农村上演。如能借鉴立法先行、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善于运用经济杠杆等经验，对维持中国农村人口的低出生率，抑制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动态演变原因探析--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给中国出口比较优势动态演变带来了机遇。本文首先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Michaely 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衡量中国2000－2013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发现现阶段中国出口比较优势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但出口比较优势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商品转移。其次，分别利用三种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指标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如果只考虑出口，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对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有利，但对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的 Michaely 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不利。此外，还发现外资流入和能源依赖度提高对行业RCA指数有利，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提高对Michaely 指数有利。